王西亮

同志，这是一个老话题。

说其老，一是词汇起源古老。钩稽史籍，“同志”一词最早出现于《礼记》，说“同门曰朋，同志曰友”。后来的文献如《国语·晋语四》中有“同德则同心，同心则同志”的表述；“所与交友，必也同志”则出现于《后汉书·刘陶传》中。以此算来，“同志”一词已有2000多年历史。这里的“同志”是志向和情趣相同的意思。古典文学名著《红楼梦》第120回中亦有“乐得与二、三同志，酒余饭饱，雨夕灯窗，同消寂寞”的话，其意大抵与上述相近。

二是将“同志”之义古为今用，引申为政党成员之间的特定称呼，至今也有百年之久了。据史料记载，早在1920年，毛泽东和其湖南省立第一师范同学、新民学会会员罗学瓒的通信中，即用了“同志”一词。中共一大的党纲规定：“凡承认本党党纲和政策，并愿成为忠实的党员者，不分性别，不分国籍，经党员一人介绍，都可以接收为党员，成为我们的同志。”这一规定既有传统文化背景，也是效法苏共的做法。而孙中山早在成立同盟会之初，所制章程里就规定：会员之间以同志相称。后来国民党与共产党一样，党员之间公务、公文来往都是一律互称同志。

由此可见，“同志”一词无论从其本源意义抑或从引申意义上理解，都包含了志同道合、为一个理想共同奋斗的意义。

共产党与国民党，之所以规定其成员之间以同志相称，无非强调这个党的每个成员须有共同的理想、共同的追求、共同的奋斗目标。同时，也包含了彼此平等、互相尊敬的意义。

特别是中国共产党诞生之后，“同志”成为用特殊材料做成的共产党人之间纯洁而神圣的称谓。革命战争年代，白色恐怖，岁月峥嵘，一声“同志”，既是“亲人”的代名词，更是温暖、希望、信心和胜利的象征。后来的人们常常在影视剧中看到这样的画面：硝烟弥漫的战场上，红军、解放军的指挥员喊的是“同志们，跟我冲啊”，国民党的将领喊的是“弟兄们，给我上”。两种称呼，立场不同，本质迥异，反映的是国共两个政党的执政理念和群众基础。国民党人改“同志”为兄弟，是轻组织党性、重哥们义气的体现，也是这个政党蜕化变质、最终失败垮台的原因之一。所以，凡经历过那个年代的共产党人都知道，不管在什么地方，只要姓名后面缀有“同志”二字，就意味着是组织的人，是同一个战壕里可以生死相依、荣辱与共的战友。同时，在一般人群心目中，能被称为“同志”的人，也是正能量的人，值得敬仰的人。

不过，这又是一个新话题。说其新，是因为“同志”之称不断面临新问题、新挑战，也一直备受党的领导同志和各级党组织的关注。

早在新中国成立之初，鉴于党内官僚风气渐盛、党内“同志”之称淡化的现象，毛泽东同志于1959年8月3日专门给刘少奇、周恩来及中央办公厅同志写信，建议党内一律用“同志”相称。1965年和1978年中共中央两次发文，强调党内互称同志。1980年2月，党的十一届五中全会审议通过的《关于党内政治生活的若干准则》进一步要求“党内要互称同志，不称官衔”。2016年党的十八届六中全会再次明确要求“党内一律称同志”。

不惟在中央层面，一些地方党委如上海、哈尔滨、济南等市委也在党的十八大之后先后专题发文，强调“党内称同志”的重要性。特别是2025年7月7日，党中央机关报《人民日报》发表《称呼与风气》一文，强烈呼吁“同志”之称重归社会，重归主流！“同志”一词又一次冲上热搜，成为举世关注的话题。

一个人与人之间的称呼话题为什么会几次三番引发热议，使得中央和不少地方党委再三发文强调？这当然源于社会上和党内生活中出现的一些不正常现象，正所谓“今日欢呼孙大圣，只缘妖雾又重来”。

一个时期以来，“同志”一词在不少人心目中渐行渐远，成为落伍、不时尚甚至有损于“身份”的过时东西，而彼此之间代之以老板、老总、哥们或者张局、刘院、李所相称。除了干部职务任免公示和领导讲话的开场白中，或者遗体告别时的生平简介里程序化、礼节性的出现之外，“同志”的称呼，好像已经时过境迁，不合时宜了。记得数年前曾读到一则媒体评论，说如今一些领导干部，可能只记得自己有两种情况被称为同志：一是在自己的任职文件上，二是自己犯错误受处分的决定中。这听起来似乎有点黑色幽默味道的现象，但折射的是一些党员干部党性观念淡薄、三观扭曲的社会现实。尤其令人惊诧的是，现在打开手机网络，“同志”一词竟被同性恋之类病态的、丑陋的东西所霸屏。这种现象既是对“同志”一词圣洁内涵的玷污，也引起了正直的人们的警觉和警醒！

很多老干部忧心忡忡地说：我们这个人数占全国总人口十四分之一的大党，1亿多党员，任由自己使用了一百多年的光荣称呼边缘化甚至弃而不用，转而去追逐崇尚那些庸俗的、低级趣味的东西，感到心疼难受！

党内称同志，之所以被淡化，在有的党员干部身上被打上商业、江湖的烙印，有政治、经济、历史、文化等多种原因，但究其根本，一是官本位意识作祟。官做大了，社会地位高了，就要显摆，别人叫自己的名字或称声同志听着心里不舒服、没气场。于是，人们常常见到，许多县区乡镇级会议，千百名党员领导干部开会，会议主持人宣布：下面，请县委（乡、镇党委）X书记传达XXX同志（中央、省委领导）到我县（乡镇）视察讲话精神……在主持人眼里，中央领导、省委领导可以称同志，但县委书记却不能直呼其名，因为后者是自己的顶头上司、是“现管”，自己不能、不敢直呼其名或称为同志。二是为尊者讳、为长者讳。很多人可能还记得当年某次春晚，担任主持人的姜昆说“请我们相声界德高望重的前辈马三立同志来表演”一语，曾引发不少人议论甚至指责，认为马是长辈，姜不应称同志。其实，姜昆何错之有？首先，此乃公共场所，称同志理所应当。其次，“同志”在古义中本身即有与“先生”“长者”近似的意思，而且姜在“同志”之前特意加了“德高望重的前辈”定语，完全是既合情又合理。那些批评者之所以如此，不仅仅是把“同志”的意义看偏了、变味了，关键是他们心中面对“同志”的问题存在为尊者讳、长者讳的想法。类似现象还有公文传递过程中“李董事长阅示”“陈局长审批”之类。

对此，有人不无忧虑地说道，一个党员领导干部，如此忌讳“同志”之称，如果有一天，因为违法乱纪被开除出党的队伍，那么，他一定会后悔莫及：曾经被自己浪费过的甚至不屑于一听的“同志”二字，此时却成了他从此无缘享受的奢侈品。

党内称同志，不仅是一种民主的象征，也是全体共产党人秉持共同理想信念，为一个目标齐心奋斗的标志。今天，在中华民族面临国内国际形势“百年未有之大变局”的重要关头，《人民日报》发文呼吁“党内称同志”，意义非同寻常。作为泱泱亿万大党的一分子，我们热爱和珍惜这一亲切、圣洁的称呼，我们真诚呼唤：久违的“同志”，归来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