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正权

好多次想写写死亡这件事，每次提笔，斟酌再三，终又放下。原因，除了江郎才尽、思绪无力之外，更多还是不自信：古今那么多思考生死的文章了，我除了模仿抄袭，还能写出什么新意？

但今天，我不得不再次提笔。因为，万里之外，先后传来噩耗：著名作家田中禾、著名诗人陈有才相继仙逝。两位先生都是我敬重的老师。前者认识晚，交往少，但信任度不浅；后者认识早，交往多，在我初到信阳的时候，曾给予我很大的精神鼓励。前者7月25日离世，后者6天后谢世。河南文坛两颗巨星，相继陨落。想必是生前友好，半世唱和。此去天堂，彼此不忍对方独行，于是结伴？

2023年国人的平均寿命，网上数据是77岁。其中，男性73.64岁，女性79.43岁。寿终且能正寝的，享年超过国人平均寿命，均算喜丧。按民间理解，这类逝者，都是有福报的人。以此衡量，我深切悼念的前面两位老人，足可以含笑九泉了。

这三年多来，目睹了太多人离去。即便这样，我们却还是不能不对死神敬畏。特别是，当死者跟我们有关系、有感情、有利益的时候，这死亡，就格外让我们敏感了——亲者痛，仇者快，利益攸关者，更为复杂。

一、生命不息 送行不止

26年前，我在老家一处山坡，挖了个大坑，埋下了我享年仅仅49岁的父亲。父亲为了帮我干活，从家乡往我所托身的城市赶。在县城，他搭乘了一辆从潢川县开往信阳市的私营中巴车。中巴车毫无规矩，在县城路口来回转悠，想多招徕几个乘客。父亲等不及，要下车。司机不愿放弃一个已经上车的乘客，不愿停车。父亲急了，从车上跳下来，被汽车滑行的惯性摔倒，后脑勺重重地磕在坚硬的马路上。无良的司机扬长而去，父亲被好心的路人送到县医院门口。幸运的是，老家同村一个邻居也到医院看病，认出了父亲，打了我电话。我那时正意气风发，白天在报社组稿、采访、编辑、校对，全链条地工作。夜晚，响应当时国家号召，谋取第二职业，接点做标语标牌、展厅画册的设计制作活计，试图挣点钱，尽快还掉因为结婚、集资买房欠下的巨额债务。

父亲来信阳，是我电话催他的。他文化虽不高，但心灵手巧，木工瓦工俱通，老板、大工都做。我接的这些活，他干正好。我白天太忙，实在顾不及，所以向他求援。他接了我的电话，心急火燎地往我这儿赶，没承想出了这么大的意外。

那时候最主要的通信工具还是bb机和固定电话，我还买不起砖块一样牛逼哄哄、价格昂贵的大哥大。接了电话，我以最快的速度赶到老家县医院，父亲已经躺在病床上，人事不省。守护他的4天里，我一次次呼唤他，他仅仅醒来一次。在那不过10秒的短短时间里，他睁开眼，认出了我，骂了我一句，然后闭上眼，继续无意识和痛苦挣扎。4天后，开颅等一系列抢救手续无效，父亲心跳停止。医生宣布父亲死亡，亲人们失声痛哭。我哀嚎了一声，抱着头，蹲下去。那一刻，我的心，刀绞一样。我记住了失去至亲至爱之人的痛！那一年，我27岁，送走了49岁的父亲。

此后的岁月，生命不息，送行不止。这些逝者，有曾朝夕相处的同事，有同学朋友的父母，有血缘之亲，有功勋卓著、曾享誉世间的领导、老革命……一般关系的人，嘴上感慨，心里惋惜，因为懂了生命无常，天道难违，也就认了。但几位年仅三四十岁的亲友的离去，却不能不让人心痛神伤，以至于觉得天妒英才，阎王残忍。其中，有我亲手操办了其后事的青年企业家甘延新先生，有大河财立方同仁们今年年初送走的河南新闻界英才张曦先生。

二、人生有无价值

死神面前，人人平等。就社会而言，死亡可能才是人类最大的公平。一代代英豪，从无处生，由生处死。就算是秦皇汉武，概莫能免。大自然或曰造物主的神奇，不能不佩服。这就让我们这些故作高深、略读了些书的人，不免自寻烦恼：这么有限的一趟旅程，到底怎么走下去、过下来，才算不虚此行、不负此生？

从历史的纵深看，从《竹书纪年》到《春秋》《左传》《史记》《汉书》《资治通鉴》等一系列正统史书，基本树立了一套人生评价标准。皇帝天子，以历史功绩大小、治国安邦水平高低、对待苍生臣民仁慈还是残暴等等论，列入本纪；封国王侯和特别人物，以生平事迹和历史功过论，列入世家；其他各界代表人物和将相名臣等，以列传记录，评价以忠奸成败为标准；普通官员和士绅，那就是宦海沉浮、政绩政声和财富多寡为准则。至于普通百姓，衡量标准大抵不过是不是顺民乡贤，能否勤劳兴家。与上述标准对应，各个阶层人生意义、生命价值大致也就划出标准了。当然，这是中国标准，而且是中国古典标准。实际上，这个标准还有后代皇帝对前朝帝王、先贤追封的谥号，国家朝廷对民间榜样的各种褒贬。只要生活在彼时彼世，中国人人生目标指向明确，遵循这些标准，大致就能活出个明白。

问题是，中国社会的现代化，让我们看到了更为丰富繁芜的文明，看到我们没曾预料到的另类生活。比如掀开人类生产方式新纪元的几次现代科技革命，直接改变了全人类的生活方式，颠覆了人类几千年的生活理念。即便是量子力学已经催生新的计算机的时代，地球上我们视力未能及的太平洋深处，还有尚没完全进入现代社会的原生态文化。中国儒家原来的人生价值土崩瓦解，东西方生命意义的标准急剧地碰撞。而与此同时，地球还有不少地方的原住民，一如既往地顺天应时，过着简单质朴的日子，似乎从来就不关心生和死的意义。即如此刻，我绞尽脑汁地探讨生死价值，却一眼瞥见莫里斯·梅特林克在其名著《花的智慧》里郑重表态：“我既不想去想象天堂，也不想去想象死亡后的生活。”他说的是植物，确切地说，是花卉，他说，死亡之后，“这些树（和花卉）再无它们的位置”。他说的其实是，死即虚无和空寂，无论生前多么显赫，死后，都要归于虚无。所以，他更重视“生”。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