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上班”，在现代汉语意义上，是一个名动词组。两个普通的汉字，不同的人总能读出不同寻常的感觉和味道。
班，本意是次序，后引伸为单位、组织之意，成语“按部就班”中的“班”即属此例。自古至今，上班，即是一个人身处内外体制的明证，也从另一个角度释放着社会分工和等级地位的信息。人类进入奴隶社会之后，就开始有了阶级和等次之分，衣有二五八色，人分三六九等，封土建国，秩序井然。一个自然人只有进入国家体制内，才可编入相对稳定的组织或单位，才有“班”可上。如在历朝历代的封建朝廷之上，文武百官、王侯将相每日晨起上班为“上朝”，普通官吏上班是应卯、画卯，即受值日长官的点卯，相当于今天的签到和点名。至于编入保甲或其他形式的管理结构中的普通草民们的日出而作、日落而息，那叫干活、劳动。尤其滥觞于隋朝的科举制度形成之后，“万般皆下品，唯有读书高”，科举一考定终身，“朝为田舍部，暮登天子堂”，非金榜题名者，就无缘也无资格去上朝廷之“班”，去州府县衙“应卯”和被“点卯”。
白驹过隙，时光如梭。一回首，笔者已经上班30多年，记得1980年参加高考，因以近于本科分数线之成绩却被一所中师录取而生“复读”之念，但师长们和诸亲朋纷纷以“好不容易拿了‘红粮本’，跳了‘龙’（农）门，绝不可丧失良机，否则，一辈子后悔莫及”等充分理由极力劝说，于是，我背负亲情托付，怀揣迷茫不安，走进了信阳师范学校。自此之后，从校园三尺讲台到县乡广阔天地，从中学教员到乡党委书记，直至市委机关的一名公务人员，转眼间就是大半生过去了。漫漫人生路，风雨写春秋，个中多少次爬坡过坎，多少酸甜苦辣，实在是只能意会、无法言传。
“不以物喜，不以己悲”。这是一种大智慧、高境界，凡夫俗子是断然学不好、亦做不好范仲淹之先贤模样。平日里，人世间的磕磕绊绊，人情中的乍暖还寒，生活中的柴米油盐，仕途中的沟沟坎坎，每每总在左右着一颗肉胎凡心：逢秋悲寂寥，叹叶落花谢；春来爱百草，心潮逐浪高。怀人伤事，总免不了感悲欢、忧浮沉，少有心如止水之时，这正是心中染尘、灵魂不宁的写照，也是圣者与常人的区别。但不管如何，我还是怀念着抛洒了无数汗水、寄托着百千苦乐、留下了深深浅浅脚印的那条谓之“人生苦旅”的路途，深爱着自己所从事的每一份工作，尽管这工作中常有不如意、不顺心处，但每每还是以“不如意事常八九，可与人言无二三”之箴言聊以慰藉。
俄国人高尔基说：“工作愉快，人生便是天堂；工作痛苦，人生便是地狱。”笔者不能脱俗，自然对此深有同感。工作数十年间，所思所想无非两种心绪——工作压力大、任务重时，心绪不宁，感事伤怀，就总会想起生活中的许多堵心事、社会上的许多不平事，百愁千结，情郁于中，抬头望空中，满天乌云，星月无色，秋声袭人，霜重雪冷。而每当完成了一些压在心头多日的繁重任务，处理好一连串的棘手事，就不由得心花怒放，和风拂面，春光明媚，秋月冬云，皆入画中。这正如《岳阳楼记》所表述的，在不同的环境里登上岳阳楼，所看景色、所生情感迥然有异。
行文至此，忽然记起某个有心人计算过人一生的上班时间。每个人每天都拥有24小时、1440分钟的时间，如果一个人可以活到80岁，除去20岁以前和60岁以后的40年，一生真正能上班的时间只有40年，而40年在每天的分配是这样的：床上：8小时，13.3年；餐桌上：2.5小时，4.2年；路上：1.5小时，2.5年；接打电话：1小时，1.7年；看电视、微信、上网：3小时，5年；看书报、休假：3小时，5年；洗刷、洗浴：1小时，1.7年；上班：仅剩下2小时。这样算来，40年中一个人的精力只有不到3.5年时间能全部用于上班之中。
真是不算不知道，一算吓一跳，人生上班时间如此短暂。当然，这个对工作时间的算法和上班概念的认定是否科学，应当见仁见智，但仔细琢磨，除了吃饭休息，人生真正用于工作的时间确实要大打折扣。因此，无论是什么人，有一份固定的工作，有一个体制内的岗位，能够每天早出晚归地去上班，应该说是一大幸事。要知道，现在，无论是国内还是国外，每天该有多少人在找工作，尽管当今人们对“工作”的概念早已经与传统不同，甚至颠覆了传统，但有生之年，有工可做，有班可上，应当是一种福分，应当倍加珍惜！还是那句老话：工作着是美丽的！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