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伟琳
早在今年全市“两会”期间，市政协委员、息县三高教师徐泽林就请我给他的新书作序。“五一”期间，徐泽林又送来了书稿。仔细翻阅之后，作为当年我初到信阳师院任教的学生，徐泽林用20多万字的《泽林文迹》完成了他的“自我”与“他我”的表述，让我为之侧目，为之感叹。
鲁迅先生在《准风月谈》的《后记》中曾说:“我的杂文，所写的常是一鼻、一嘴、一毛，但合起来，已几乎是或一个形象的全体,不加什么原也过得去了。”用这句话来形容《泽林文迹》，我觉得比较贴切。想想也是，大到“世界管窥”，小到“家乡息县”，还有多年的“教学感悟”，徐泽林一并“打包”出版，仅从这一点，我们就不能小觑。
其实，对于以往历史和文化的研究，都是一种自我认识。在这方面，徐泽林坚持本土历史文化研究，十年间，创作了一批地域性的文史散文，在引领当地文化发展和宣传推介“中华第一县”的同时，直接或间接地完成了“自我”到“他我”认识的使命。从某种意义上说，也许徐泽林的教学论文和政协提案更能够表现其“自我”认识，事实上，早在他当选息县政协委员之后，就不知不觉地转向了“他我”认识，只是他自己还没有意识到而已。
材料是学术研究的基础。只有拥有大量的材料，才有可能重新考察和正确评价前人的研究成果并提出自己的看法。二十世纪二十年代，我国著名史学家傅斯年先生曾经说过，要扩展研究的史料和使用的工具，借鉴比较历史和语言的方法，因为史料的扩充和工具的改进，就是学术的进步。作为一个教育工作者，徐泽林对地域性历史文化的熟悉自不必说。而更大的区域内，多种地域文化之间的交错，比如信阳平桥的楚文化，新县的红色文化，商城的桂花文化，淮滨的淮河文化，固始、潢川的根亲文化等，对其背景事物的真正认识却是一个教育工作者难以做到的。这些方面，尤其在对新资料的占有和使用上，徐泽林显然还要更加强大和丰富起来。
因为工作的关系，近年来，我对文史研究和地域性文化散文创作关注较多，而徐泽林的部分篇什，可以归为这一类。长期以来，我们的文史哲各个学科，不仅各自画地为牢，形成了各自的边界和壁垒，而且由于学术的研究界限，使得我们的研究仿佛也像有了地域性一样，一些看似相同的文史研究和散文创作，在不同区域生根，就会结出不同的果实。当然，我不希望有人把不同地域性文化之间的接触、交错和影响，变成一种简单的流行的比较，甚至创作一些游历散文，变成貌合神离的研究成果。
延伸一下，一个地区的群众，千百年来大多数都在这个地域内生存繁衍，对自己生存的这块土地有着非常深厚的感情。尽管也有不少的流动和迁徙，但相信他们同样也是情有独钟。所以，作为县级的文化管理者和研究者，有必要依据本土的文化资源，顺应群众的精神与心理需求，围绕有利于发展与建设，通过发掘、提升、打造、宣传、包装等手段，形成有代表性的县域标志性文化品牌，并以此为基础，进一步加强县域文化建设。
从这个意义上说，徐泽林多年来从事的地域性文化研究和《泽林文迹》的出版，不但是其本身“自我”与“他我”认识的一种融合，而且能够成为当前息县文化快速发展的一个特例，并将引领更多的人为县域文化建设作出力所能及的贡献。
孔子云：“言之无文，行而不远”。同是作为教师的我们，应该明白“言传”更须有“文”，教学必须有“艺”。因此，《申息觅踪》这一辑更能够体现当今新课程改革的发展方向，是地域性文化与校本课程研发相结合的产物，类似的校本教材是一些专家、教授所编撰不出来的。《世界管窥》和《教学视界》两辑及书中的一些附录，更全面的体现出徐泽林“自我”与“他我”认识的证明过程。
最后，给徐泽林提两点创作研究的建议：一要尽可能收集和保存新的文献资料，不局限于传统的经典、不局限于文字文献、不局限于本地的资料，这是“拓宽文史研究视野”的必需；二要尽可能地深入当地进行调研、收集、整理，用资料中的部分理论，来印证实地调研的说法，为形成自己的观点打基础。有了新材料、新调研、新观点，读者就会有他们解读的新思路，地域性文化研究就会闯出一片新天地。
期待徐泽林能够在今后的工作和生活中，完成更多的更宏大的人生课题研究，并取得更加丰硕的成果。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