偶从网上读到一篇文章《戚本禹谈毛泽东和文化大革命》，引起了些许的兴趣。这篇文章是采访形式的，采访者是美国《达拉斯时报》的编辑陆源。这篇文章之所以使我有了那么一点兴趣，原因不仅仅是文章的访谈者是一个敏感人物，还因为文中涉及了一本书，名为《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回忆录的作者李志绥，也是一位能够令人希望了解的、戴着朦胧面纱的人物，这人物的“朦胧”和欲让人了解，不为别的，只因前面那定语“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的名头。
先简单介绍一下两位主人公。
戚本禹，1968年1月，年仅36岁的戚本禹，经毛泽东亲自下令，以“政治小爬虫”之名被隔离审查，后在20世纪80年代初期以反革命罪判处有期徒刑18年，1986年刑满释放，先在上海图书馆工作，后任中华易学大辞典编委会常务副总编、上海世贸通化公司高级顾问。
李志绥1957年到中南海任毛泽东的保健医生，1988年因与自己儿媳不正当关系败露，无颜生存而移居美国。为生活计，开始靠出卖毛泽东时代的所谓政治秘闻挣钱。后来按美方出版商的要求，修改、加工出了一本数十万字的《回忆录》。这也就是后来泛滥西方的《毛泽东私人医生回忆录》。
《回忆录》从政治、经济、生活、人品等各个方面对毛泽东进行贬低、诋毁、污蔑以及人身攻击、人格污辱，说毛泽东是“专制独裁的封建帝王”，毛泽东时代的中国“哀鸿遍野、饿殍满地”，毛泽东本人“纵情声色犬马”，“过的是糜烂透顶的生活”等。
在《回忆录》中，李志绥几乎用尽了汉语中所有的贬义词和刻薄恶毒的字句，极尽撒谎和污辱之能事，把毛泽东描绘成一个十恶不赦的暴君，把毛泽东身边的同事、战友，包装成助纣为虐、为虎作伥的帮凶，把毛泽东统治下的中国形容得暗无天日，水深火热，因而极大地迎合了西方反共、反毛的“精英”们的口吻。一些西方政客和对中共政权敌视的人对此大事炒作，又加之李志绥把自己的身份定位在了“毛泽东的私人医生”的“坐标”上，因此，在许多不明事实真相的人心目中，更增加了书的“权威性”、“真实性”、“可信度”。而李志绥本人也因此大大地发了一把，赚取了一笔数额不菲的美钞。只是不知道，是天地报应，还是李本人因发了昧心财、良心受到锥刺，结果是：李志绥的《回忆录》出版不久，他在抑郁中因心脏病猝然死去，结束了可恶可悲、万人唾弃的一生。
戚本禹在接受美国《达拉斯时报》记者采访时，身为毛泽东时代并与毛泽东结下了难解恩怨的一个特殊人物，记者陆源极其自然，当然也不乏精明地问起了关于李志绥回忆录的话题。作为毛泽东直接下令抓起来的“反革命分子”，戚本禹在回答采访时作了数千字的阐述，通过自身的亲历亲闻，一一驳斥了李志绥的无端谎言，戳穿了李志绥的弥天大谎。从这些言之凿凿的反驳中，人们知道，原来，不仅李志绥书中的许多情节是凭空编造的，而且，连李志绥自身的简历也注满了水分。总之，戚本禹认为，李志绥的《回忆录》，通篇充满了谎言和毁谤！
李志绥的《回忆录》传到大陆后，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兼外交部长钱其琛说：李志绥是为了钱。而汪东兴、师哲、吴冷西、臧克家、林默涵和李银桥、吴旭君等数百名专家、学者和曾在毛泽东身边工作过的人员联名发表公开信，列举无数铁的事实，批驳李志绥的胡编乱造和出卖灵魂的卑鄙行径。如果说钱其琛和毛泽东身边的工作人员驳斥李志绥是出于责任、感情的话，那么，一个被毛泽东下令逮捕并坐了18年牢狱的戚本禹《回忆录》中的话，则可以上升到良知和做人层面的意义了。
戚本禹批驳李志绥的访谈中有这样一些话：“说‘毛泽东是封建帝王’实在比指鹿为马、指黑为白还要荒廖”……“是信口雌黄！”“毛泽东可以有一千条缺点、错误，但是终其一生，他是始终热爱着、牵挂着他的人民的”；“毛泽东掌管了全国的财富，但他的子女除了分得一点稿费外没分得任何财产，难道世界上有这样的封建帝王”？“毛泽东的日常生活远比不上今天的一个小老板，他没有吃过多少好东西，一碗红烧肉是他最大的享受”；“如果大跃进、人民公社中国真是到了‘出门无所见，白骨蔽平原’的程度，那么毛逝世时中国的8亿人口是从哪里钻出来的？也许他们都是果戈理笔下的死魂灵吧，那中国今日岂不是解决了人口问题，还提倡什么计划生育呢”？“历史的伪证者同历史的伪造者一样，不仅丧失了现实的人格，而且有历史的遗臭”；“李志绥利用自己担任过毛泽东保健医生的身份，编造毛泽东的‘假隐私’，蒙骗他人。这不再是一种正常人的心理需要，而是一个道德败坏者的宣泄了”！“这本书同其它根据政治需要编制的反对共产主义的小册子一样，不过是某种政治目的的产物，李志绥不过是个为了30块金币而出卖自己导师的犹大”……
这些话有理有据，字字铿锵，正气浩然，反映了一个中国人的基本良知和人格力量。
由此，我又想起了另一位身份颇特殊，且与毛泽东有密切关联的人物──李锐。
李锐，毛泽东时代曾先后担任过高岗、陈云的秘书、湖南省委宣传部长、国家水利部副部长。1959年被撤职，开除党籍，下放劳动，文革时被关进秦城监狱，1979年后复任水电部副部长，旋任中组部副部长、十二届中央委员。著有《毛泽东的早年与晚年》、《庐山会议实录》、《毛泽东晚年悲剧》、《大跃进亲历记》等书。
李锐在1979年官复原职后，一方面不遗余力地著文立说“揭露”和批判毛泽东的种种错误与缺点，说毛泽东“革命有功，执政有错，文革有罪”；毛泽东的社会主义是“专制社会主义”；“毛泽东比什么皇帝都厉害”；特别是在美国哈佛大学的演讲，不仅指责共产党的执政是一个政党，一个主义，而且说毛泽东的个人崇拜在西方就是“邪教”等。另一方面，李锐大肆歌颂邓小平、胡耀邦，说他们是少有的“大政治家”、“中国的希望”。然而，令人不解的是，这位在邓小平生前唱了那么多赞歌的李秘书，在1997年邓小平去逝后，立即站出来“仗义执言”，指出邓小平身上有封建的遗毒，他揭发邓小平曾说过“毛在，毛说了算；我在，我说了算”的话。李锐认为：邓小平说这话，反映了他思想深处同毛泽东一样是主张人治的，有封建意识的残存。李锐还说：“邓小平的左，在历史上和毛也差不多，党反右派就是邓小平主持的……所以，为右派彻底评反，他不愿意”。
最近，李锐又频频接受记者采访，称赞“锦涛和家宝同志的这些讲话都非常好，我相信中央领导同志都在考虑政治体制如何改革的问题”。但是，再过几年或者若干年之后，李锐还会说出什么样的话呢？只有天知道了，不过，就其一生的所作所为判断，只要稍有思维的人们就自然能作出断然回答。
李锐前不久出了本大书，名为《毛泽东秘书手记》，封面“毛泽东秘书”几个字煞是醒人眼目，让人不得不看。至于，李锐是否是“毛泽东的秘书”至今尚未查出中央任命的正式文件。退一步讲，因李锐在另外文章、另外场所回忆到的“是兼职的秘书”，但也只有李锐的个人回忆说明，并无旁证。而不管怎么说，仅靠一段无历史记录、只有自己知道的兼职秘书身份，却在“兼职”近50年后以“秘书”之名出书，并在书面上精心包装，去掉“兼职”二字，突出“毛泽东的秘书”几个字，这其中包藏的用心，不能不令人猜作他想……话又说回来，既然毛泽东在李锐的心目中是那么的“独裁”、“专治”，可为什么在出书时，自己非要如此强烈地、处心积虑地要去当“毛泽东的秘书”呢？并且要去掉“兼职”、要做“正统”的秘书呢？这一良苦用心实在令人不敢以为属于正人君子之所为，相反，倒是想到了江湖骗子的招摇撞骗术。
由此，又想到一个老话题：作文与做人。作文与做人的关系大概有两类：其一，作品芬芳，文章锦绣，但人格低下，人品拙劣，即有才无德，口蜜腹剑。其二，作品花团锦簇，光华四射，人品高尚，身怀正气，即文如其人，人即其文。本文中列出的几个围绕毛泽东而纠葛的历史人物，各自属于哪一类，似无需再一一对号入座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