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张 超
前不久，本报收到一封从北京寄来的特快专递。寄信人叫胡国旭，在北京一所农民工子弟学校任教，祖籍固始县。胡先生称，他寄信的目的主要是向信阳市主要领导及家乡媒体反映信阳地区许多农民工子女在外求学难、回乡转学难和上学难这一社会问题。渴望引起家乡领导和媒体的重视。胡先生呼吁关注这些农民工的孩子，希望他们能够得到同等求学和接受教育的条件。
胡先生在信中说，他通过媒体报道和工作等原因，了解到目前在北京就读的农民工子女中，河南籍学生占了相当大的比例。在这些河南籍学生中，80％以上是信阳籍学生。他们的学习和未来状况，非常令人担忧。其原因包括三方面，一是农民工经济状况和家庭教育自身的问题；二是农民工子女户籍地及流入地政府的问题；三是农民工子弟学校师资力量相对较弱的问题。因为农民工经济状况和受教育程度都相对较低，工作时间紧张，经常变换打工地方，因此，农民工子女的教育质量，较城市和农村常规儿童相对薄弱。此外，由于高额的教育费用，农民工只能无奈地选择一些专门招收流动人口子女、学费相对低廉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供子女上学。但是这类学校以私立学校居多，师资力量无法同公办学校比较，常常是一个老师兼任多门课程，硬件设施也相对薄弱，所以农民工子女很难受到良好的教育。更重要的是，很多孩子在不仅在父母打工的地方求学困难，回到家乡入学也非常困难。一些品学兼优的孩子初中毕业以后，不仅在北京上学比较困难，转学回家乡更为麻烦，需要费很多周折，耗费家庭大量精力、体力和财力。如果孩子的家庭经济困难，就没有办法继续求学，从而过早地流入了社会。
胡先生关爱家乡农民工子弟，其情殷殷，其意切切，令人感动。记者电话与其取得了联系。胡先生说，他主要是想通过本报呼吁：一是媒体应加强对信阳农民工的宣传引导。子女的成长，与父母的影响息息相关。很多农民工的文化程度较低，低层次的文化水平直接影响其家庭教育观念。比如相当多的农民工家庭中存在着教育的盲目性和随意性，不重视子女的教育，认为只要认识几个字就行了，或者直接放弃子女教育。我们首先要让农民工认识到知识的重要性，认识到子女教育的重要性，使他们的眼光更长远，这样他们才会主动积极配合教育部门改善子女教育条件，加强对子女的教育。二是政府及教育部门要进一步解放思想，为农民工子女就学开启“绿灯”。过去，信阳一些教育部门和学校，面对回乡上学的农民工子女，总是用各种借口（如没有学籍、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孩子成绩差、教室坐不下等等，除非额外交纳借读费、赞助费）拒绝接收农民工子女入学，学生、家长只能望校兴叹。希望政府和教育部门痛下决心，解放思想，废除一些苛刻、硬性的条款和制度，敞开心胸接纳回原籍就学的学生。三是加强对城市农民工子弟学校的沟通和扶持。结合信阳在外农民工子弟学校的实际情况，希望政府和教育部门对信阳籍农民工子弟就学人数较多的学校加大教育扶持力度。如加强家乡学校和在外信阳农民工子弟学校教师间的交流与培训，提高学校的教学水平。同时，通过政府引导、教育主管部门指定等方式，推荐农民工子女到正规的农民工子弟学校上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