大家好，我是极厨的创始人袁灿。

今天，极厨将公开一封关于企业维权和刑事立案监督诉求的信。

围绕钟华星、佩厨科技及相关企业涉嫌侵害我公司权益的问题，我们已提交控告、申诉和立案监督材料，并通过全国人大代表转交有关材料。

我们希望获得明确反馈：相关材料目前如何办理？关键证据如何评价？有关法律争点如何处理？如需补充材料，请明确告知。

相关指控属于我方主张，是否成立应依法审查判断。欢迎媒体依据材料独立核实，我们愿意配合，并将如实更新后续进展。

完整公开信请见本账号发布的全文，欢迎阅读。

图：最高检组织的省检、深圳市市检案件沟通会人员名单

——致最高人民检察院检察长应勇同志的公开信

尊敬的应勇检察长

并最高人民检察院：

一

事件前因后果

极厨已就相关涉嫌侵权及犯罪线索申请监督，材料经全国人大代表转交后获最高检收悉并转办。

本节说明案件背景，以及极厨请求全面审查关联证据、回应关键争点并作出书面说理答复的诉求。

极厨科技（深圳）有限责任公司（以下简称“极厨公司”）是一家生产、研发炒菜机器人和知识产权积累生存的民营科技企业。围绕钟华星、佩厨公司、亚启公司等人及法人涉嫌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专利等问题，极厨公司及代理律师陈以轩已经向有关机关提交控告、申诉、立案监督材料。为保护商业秘密和侦查秩序，本信不公开图纸、客户清单、鉴定意见、交易明细和损失测算底稿，只公开程序事实、法律争点和监督请求。

本案的基本结构并不复杂：极厨公司认为，涉案人员曾基于创始股东、监事、客户成功负责人等复合身份参与公司治理和经营，能够接触公司产品图纸、客户秘密、经营机会、产品路线、专利信息及市场资料；其后出现的同类业务经营、客户资源迁移、产品替代、专利标识及宣传等线索，并非零散碎片，而是围绕同一技术产品、同一客户市场、同一经营机会展开的一条事实链。三项指控最终是否成立，当然应由证据和法律分别判断；但在立案监督和检察审查阶段，不能先把同一事实链切碎，再说每一块都“不够完整”。

地方程序反复之后，极厨公司依法寻求全国人大代表关注。全国人大代表沈某、殷某等代表转交材料后，最高检办公厅以高检办联〔2025〕203号函告知材料收悉，并称已按规定转经济犯罪检察厅审查办理。至此，钟华星、佩厨、亚启案已经不只是地方控告案件，而是进入全国人大代表监督和最高检业务审查视野的案件。材料进了最高检，极厨公司和律师却没有拿到针对争点的书面说理：全国人大代表得到了“收悉、转办、感谢支持”，以及电话与口头答复，要求书面答复也没有得到支持，没有书面回复，非法律代表怎么知道你们是不是在糊弄？同时，企业和律师却仍被挡在实质审查之外；短信系统证明流程动过，却不能证明法律监督真的发生。最后，只是流程空转。

这封公开信不是要求舆论给任何人定罪，也不是要求最高检替极厨“赢案”。极厨公司请求的是最基本的法治动作：调卷，审查，听取意见，全面写出理由，而不是忽悠。

极厨要的不是定罪口号，而是最高检的实质监督。

图：极厨科技原创炒锅与佩厨科技仿品对比 

图：极厨科技原创炒菜机外观与佩厨科技仿品对比 

二

最高检不能用流程话术忽悠全国人大代表：代表监督不是内部短信转发流程空转

极厨认为，代表转交材料后的程序性回复，尚未充分回应案件的实质争点。

本节请求最高检明确审查范围、证据评价和法律理由，听取企业及代理律师意见，并作出可核验的书面说理答复。

最高检需要正视的核心问题，不是有没有“收悉”，不是有没有“转办”，也不是系统里有没有流转记录；核心问题是，代表监督进入最高检以后，是否真正转化为法律监督，是否形成了对事实、证据、法条和程序路径的审查判断。

从外部可见结果看，最高检正在把全国人大代表监督办成一场精致的流程忽悠：全国人大代表转交的是人民的追问，机关回复的是“已收悉、已转办、感谢支持”；极厨公司和律师提出的是证据体系和法条适用，收到的却是短信轨迹和短信封闭话术。全国人大代表不是材料转递员，代表背后是人民；极厨公司寻求代表关注，也不是找关系，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之下寻求依法监督。

把极厨公司和极厨律师排除在实质书面说理之外，本身就违背代表监督的运行逻辑。企业是事实源，律师是法律论证源，代表是制度监督源。代表不能替办案机关核验每一张图纸、每一条客户线索、每一个刑法构成要件；代表背后也有提出问题的人民、企业和专业律师。只对代表做封闭式程序答复，却不给企业和律师审查范围、证据评价、法律理由，这不是尊重代表制度，而是把代表制度去人民化、把监督程序空转化。

全国人大代表不是材料快递员，最高检也不应成为公文收发室。极厨寻求代表关注，不是“找关系”，而是在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框架下寻求依法监督。企业是事实来源，律师是法律论证来源，代表是制度监督来源。只对代表作封闭式程序回复，却把极厨和代理律师排除在实质书面说理之外，不是尊重代表制度，而是把代表监督去人民化、去事实化、去法律化。

请最高检用一份可核验、可复查、可追问的全面书面说理回复，证明自己不是在忽悠全国人大代表。

上行下效，最高人民检察院尚且如此，下级检察院监督办案，就更没力度、法治。

三

三罪同源：本案具有知识产权保护和法律适用的典型意义

极厨认为，商业秘密、专利及同类经营等线索相互关联，应全面审查事实与证据，再分别判断各项指控是否成立。 

本节请求最高检关注相关法律适用疑难，并以书面说理明确证据缺口、补证方向和罪名边界，为同类民营科技企业提供清晰的规则指引。 

钟华星、佩厨、亚启案不是把三个罪名机械捆绑在一起，而是同一事实链呈现出不同法益面向。产品图纸、工艺方案、客户方案和经营数据，指向商业秘密保护；专利标识、产品宣传和市场替代，指向涉专利秩序评价；任职身份、职务或履职便利、同类业务、客户迁移和损害后果，指向非法经营同类营业评价。三项评价可以分别成立、分别补证、分别不成立，但不能在审查入口就被人为割裂。

从法律适用看，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专利并非只能作为两个相邻罪名存在。在同源事实链中，如果商业秘密被作为同类营业的技术来源、客户基础、经营捷径，或者专利标识和专利宣传被作为抢占同一市场的交易工具，那么这些行为就同时触及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等知识产权保护规范；它们既可能构成独立犯罪线索，也可能成为刑法第165条第二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置违法性事实。把它们从同类营业审查中剥离出去，等于把违法经营的手段、路径和损害结果剥离出去。

本案的典型意义，正在于它同时检验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公司治理背信竞争、刑法修正案（十二）后第165条第二款适用、以及三罪同源事实认定的审查方法。对智能装备、机器人、人工智能应用等技术型企业而言，图纸、工艺、算法逻辑、客户方案、产品路线和专利布局往往不是孤立存在，而是共同构成企业的技术和市场护城河。若检察机关只把图纸看作图纸、客户看作客户、专利标识看作宣传、同类经营看作一般竞业，而不把它们放回同一经营事实链中审查，就很难真正实现知识产权的整体保护。

本案也具有事实认定的示范意义。职务接触、履职便利、客户迁移、产品替代、同类营业、专利宣传、损失后果之间是否存在内在关联，不能只靠单点证据判断，而应当通过时间线、身份线、技术线、客户线、资金线和产品线进行整体审查。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应当以事实链为中心，而不是以公安机关最初受案罪名、内部系统字段或者部门分工为边界。

不能让知识产权线索放在一个抽屉，经济犯罪线索放在另一个抽屉，专利线索再放在第三个抽屉，最后每个抽屉都说“看不到全貌”。法律监督不能成为受案标签的被动背书；检察审查首先要看事实全貌，其次才是罪名评价。

极厨请求最高检把本案作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和新法适用的疑难典型线索来审查。即便最终认定某一罪名不成立，也应当通过书面说理说明证据缺口在哪里、补充侦查方向在哪里、罪名边界在哪里、同类案件应当如何把握。这不是极厨一案的输赢问题，而是同类民营科技企业能否看到稳定规则的问题。

事实上，本案的本质问题是：前海检察院检察官副检察长黎胜及检察官许欢及南山公安局公安压根儿没看完证据，虽然极厨公司及其律师没有证据他们办关系案，办人情案。

四

第165条第二款不是第一款的影子：民企董监高背信竞争的非法性必须说清

公司董监高涉嫌利用技术资料、客户资源经营同类业务，何时应承担刑事责任？ 

本节围绕这一问题，说明极厨请求厘清的法律适用争议，包括相关人员的任职身份、获取资料的方式，以及商业秘密和专利相关行为如何影响认定。 

刑法第165条第一款与第二款不是同一句话的重复。第一款针对国有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强调“利用职务便利”和“获取非法利益，数额巨大”；第二款面向其他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特别写入“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和“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这个表述差异不是文字装饰，而是民营企业董监高背信竞争入罪边界的钥匙。

第二款的功能是双重的：一方面，防止把普通劳动争议、一般竞业纠纷任意刑法化；另一方面，也不能对掌握公司核心技术、客户渠道、经营数据和商业机会的董监高背信经营放任不管。公司法关于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不得谋取公司商业机会、未经报告和决议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同类业务等规定，正是审查第二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重要规范入口。

更进一步说，第165条第二款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不应被狭义理解为只限于公司法第184条的同类业务报告和决议规则。民营科技企业的同类营业，往往不是在工商登记上写一个相同经营范围那么简单，而是以技术资料、客户信息、产品方案、专利标识和市场宣传作为竞争燃料。如果涉案同类营业正是依托被控侵害的商业秘密开展，或者通过被控假冒专利行为取得交易机会、误导市场认知，那么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专利法及专利法实施细则关于假冒专利的禁止性和责任规定，均应纳入第165条第二款前置违法性审查。前置非法性不是只找一枚公司法印章，而是审查同类营业如何以违法手段启动、如何以违法标识扩张、如何以违法获利损害原公司。

因此，三罪不是三条互不相干的路，而是同一经营侵害行为在公司治理、知识产权和市场秩序上的三种投影。最高检可以分别审查各罪构成，但不能把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专利从非法经营同类营业第二款的“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中当然排除。恰恰相反，本案最应书面说清的，正是这些知识产权违法线索能否构成、如何构成、在多大范围内构成第165条第二款的前置违法性和损害评价基础。

尤其需要说清的是职务、岗位和履职便利。图纸、客户秘密、经营数据、产品路线的接触，不应只问其是否拿着印章签署文件，更要审查其是否基于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身份，或者基于客户成功负责人等岗位安排、公司治理安排和履职关系而取得。若涉案人员系独任监事，也不能以“没有召开监事会”“没有监事会会议记录”否认其监事身份、监督职责和履职接触。独任监事不以开会为履职前提，参与公司日常、接触监督对象和经营资料，本身就可能属于履职场景。

据极厨公司及代理律师反映，深圳前海蛇口自贸区人民检察院许欢曾提及，本案第165条第二款适用争议有向上寻求解释、统一认识的必要。既然基层已经意识到需要向上问，最高检就不能让“需要解释”停留在口头层面。这个问题涉及民营企业平等保护、公司法前置义务、知识产权犯罪竞合和刑法谦抑边界，最高检应当以书面说理给出路径。

五

司法解释和法律适用本身就是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工。涉及最高法职权、两高会商和人大法工委刑法室的，请写明路径，不要把权限变成真空

法律适用存在争议时，由谁研究、如何解决，案件在此期间如何推进？本节说明极厨的诉求：涉及不同机关的职责分工，应明确处理路径、负责单位和答复安排，让企业知道问题交给了谁、下一步怎么办。 

极厨公司理解，司法解释和法律适用存在最高人民法院、最高人民检察院的职权分工。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属于最高人民法院司法解释职权；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最高检也有解释、批复、指导和监督责任。若属于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依法还可以通过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律解释路径解决。分工不是空白，权限不是挡箭牌。

本案恰恰涉及多部门法律适用：公安机关立案与侦查标准、检察机关立案监督和侦查监督、知识产权刑事保护、经济犯罪审查、最高法司法解释权限、最高检对下级检察院的监督、刑法修正案（十二）后的最新条文适用。最高检可以组织内部会商，可以转请最高法研究，可以同最高法共同统一规则，也可以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制工作委员会刑法室沟通立法目的和适用边界。无论选择哪条路，都应当书面告诉代表、极厨和律师：谁来答、怎么答、何时答、答复前本案如何处理。

请不要把“这个问题可能属于最高法职权”“这个问题涉及司法解释”“这个问题需要上面解释”变成不回复、不监督、不纠错的理由。基层说要向上问，最高检就应当让这个问题真正到达“上面”，而不是在流程里消失。

六

今天极厨公司以公益立场公开监督：本案不但是个案，更有公共法治意义，同时不要让三月报告成为表演，让具体案件继续沉入流程

本节说明极厨公开发声的原因：这起案件关系到企业自身权益，也涉及民营科技企业的创新成果如何获得有效保护。极厨希望，知识产权保护与法律监督的承诺，能够落实为具体案件中的调卷审查、理由说明和可核验的办理结果。 

最高检每年三月向全国人大作工作报告，接受代表审议，讲“法律监督”、讲“知识产权保护”、讲“法治化营商环境”、讲“高质效办好每一个案件”。这些话不能只在大会堂里响亮，也要在具体案卷里落地。对代表最好的尊重，不是会场上热情回应，而是代表转交的具体案件能得到实质办理；对人民代表大会制度最好的落实，不是三月表态一次，而是三月之后每一个可以检验的监督动作。

这些年，反贪机构及渎职机构相关检察官转隶之后，检察机关大力拓展业务，积极推动涉案企业合规等改革。企业合规可以探索，但不能喧宾夺主，不能压过宪法定位上的本职业务。对一家认为技术图纸、客户秘密、公司机会被同源侵害的民营科技企业而言，最现实的法治化营商环境，不是看见多少合规会议和白皮书，而是在自己的个案中看到法律监督机关把主责主业做实：该调的卷调出来，该问的理由问到底，该写的法律意见写在纸上。

钟华星、佩厨、亚启案不是极厨公司一家的私怨。它检验的是：民营企业的知识产权能否被平等保护；公司治理中的背信竞争能否被依法评价；全国人大代表监督会不会被流程驯化；最高检的宪法定位能不能从报告走进案卷。极厨公司今天站出来，不是让舆论判案，而是站在公益立场公开监督：法律监督机关请把监督写成一份可以检验的答案。

七

具体请求：请最高检用书面说理回答，如果下级有错，请根据检察院组织法，利用上级检察院与下级检察院系领导关系，依法纠错，不要用短信和转办回答

本节列出极厨的八项具体请求，核心是明确案件由谁办理、审查到了哪一步，全面审查关联证据并听取企业和律师意见，对法律争议及处理理由作出书面说明；如发现下级机关处理有误，请依法监督纠正。

1. 请最高检就高检办联〔2025〕203号函项下材料的承办部门、审查范围、审查进展、审查结论或者阶段性意见，向转交代表、极厨科技及代理律师陈以轩作出书面说理回复。

2. 请说明是否已经调取公安机关案卷、深前检复〔2025〕92号答复及其依据材料；是否已经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不立案、不继续侦查或者不按同源事实审查的理由；若未调卷、未要求说明，请写明法律依据和程序原因。

3. 请纠正将极厨及代理律师排除在实质审查之外的做法，依法听取被害企业及诉讼代理人意见；必要时组织不公开听证、专家论证或者跨部门业务会商。

4. 请对非法经营同类营业、侵犯商业秘密、假冒专利三项同源事实进行统一证据审查，不以公安机关初始受案罪名、内部系统字段、部门分工或者短信流程切割案件。

5. 请将本案作为知识产权刑事保护、三罪同源法律适用及事实认定、刑法第165条第二款新法适用和前置违法性竞合评价的疑难典型线索审查；即使不支持某一项请求，也请说明证据缺口、法律边界、补充侦查方向和不同罪名之间的评价关系。

6. 请就刑法第165条第二款与第一款的构造差异、第二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置非法性、公司法义务与反不正当竞争法、专利法、专利法实施细则等知识产权规范之间的衔接、独任监事履职、图纸和客户秘密的职务/履职接触、重大损失认定及罪名竞合作出书面法律意见。

7. 请就司法解释和最新法律适用问题说明路径：由最高检作出解释、批复或者业务指导；转请最高法研究或者推动两高会商；必要时向全国人大常委会法工委刑法室沟通立法目的或者提请法律解释。无论采取何种路径，均请形成书面回复。

8. 请对下级检察机关是否存在以信访答复替代立案监督、以受案标签限制监督范围、以流程回复替代书面说理、以“上级解释争议”回避实质审查等问题，依法履行上级监督职责。

最高检不是公文中转站，法律监督不是短信服务，全国人大代表监督不是每年三月的表演。请最高检把宪法定位落实到钟华星、佩厨、亚启案的具体监督之中，把代表转交材料办成一份有事实、有法条、有逻辑、有结论的书面答复。

极厨公司不服，还会继续。继续不是对抗司法，而是要求司法回到法律；不是让舆论定罪，而是让最高法律监督机关把法律监督写在纸上、落在案卷里、交给人民检验。

此致

中华人民共和国最高人民检察院

发信人：极厨科技（深圳）有限公司

二〇二六年六月七日

附一：法律依据与规范依据索引

以下索引用于递交和公开说明，不代替正式法律意见；具体条文适用仍以办案机关依法调卷、审查和书面说理为准。

1. 《中华人民共和国宪法》及《人民检察院组织法》：人民检察院是国家的法律监督机关；最高人民检察院是最高检察机关，领导地方各级人民检察院和专门人民检察院的工作，并对全国人民代表大会及其常务委员会负责。

2. 《刑事诉讼法》关于立案监督的规定：人民检察院认为公安机关对应当立案侦查的案件而不立案侦查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说明不立案理由；认为理由不能成立的，应当通知公安机关立案。

3. 《人民检察院刑事诉讼规则》关于刑事立案监督的规定：对控告、申诉应当依法受理审查；需要说明不立案理由的，应当要求公安机关书面说明；认为公安机关决定正确的，也应依法制作相关法律文书答复控告人、申诉人。

4. 《代表法》关于代表建议、批评和意见办理的规定：有关机关、组织应当认真研究办理，与代表联系沟通，充分听取意见，并按规定期限答复；办理情况应依法接受监督。

5. 《刑法》第165条第二款：其他公司、企业的董事、监事、高级管理人员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实施同类营业行为，致使公司、企业利益遭受重大损失的，依照前款处罚。

6. 《公司法》第83条、第180条、第181条、第183条、第184条等：关于独任监事、董监高忠实勤勉义务、不得擅自披露公司秘密、不得谋取公司商业机会、未经报告和决议不得自营或者为他人经营同类业务等规定，是审查刑法第165条第二款前置非法性的重要规范入口。

7. 《反不正当竞争法》关于商业秘密保护的禁止性规定：以不正当手段获取权利人的商业秘密，或者违反保密义务、违反权利人有关保守商业秘密的要求披露、使用、允许他人使用其所掌握的商业秘密，均属于法律明确禁止的侵犯商业秘密行为；在同源事实链中，该类行为可作为第165条第二款“违反法律、行政法规规定”的前置违法性审查内容。

8. 《专利法》第68条及《专利法实施细则》第101条等：假冒专利除依法承担民事责任外，行政执法机关可以责令改正、公告、没收违法所得并处罚款，构成犯罪的依法追究刑事责任；实施细则列明将未被授予专利权的技术或者设计称为专利技术或者专利设计、未经许可使用他人专利号等假冒专利行为，是审查涉专利秩序违法性和同类营业竞争手段的重要规范依据。

9. 全国人大常委会关于加强法律解释工作的有关制度及两高司法解释工作规则：法律条文本身需要进一步明确界限的，由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审判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法院解释；检察工作中具体应用法律的问题由最高人民检察院解释；两高解释如有原则性分歧，依法报请全国人大常委会解释或者决定。

附二：人员名单公开处理图

说明：用于呈现代表转交和检察机关沟通的程序背景，不作为实体犯罪事实证明；

本文来自微信公众号“极厨”，作者：袁灿，经授权发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