余晓瑞

摘要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提出的“礼制秩序”，以“克己复礼”为核心，构建了差序格局下稳定的人伦规范。本文以《琵琶记》为文本，聚焦蔡伯喈赴京后赵五娘在伦理关系中的角色转变，探究礼制秩序下“责任转移”的发生机制以及“权力倒转”的生成条件。然而，这种伦理关系中的权力反转并非对礼制的否定，而是礼制秩序在现实生活中的弹性调适，底层逻辑仍然是差序格局状态下伦理关系中的权责平等。

关键词：礼制秩序；《琵琶记》；伦理关系

在中国古代戏曲中，《琵琶记》以其对伦理秩序的独特建构，成为学术界关注的经典文本。自南宋以来，“夫主外，妻主内”的礼制规范深刻影响着社会运行。高明的《琵琶记》在一定程度上也受到了这种观念的影响。学界对《琵琶记》的研究多停留在蔡伯喈、赵五娘的形象分析以及心理探析层面，也有不少学者涉及二者之间的对比分析。例如，学者周思恩就认为“蔡伯喈的身不由己、懦弱妥协与赵五娘的独当一面、柔韧坚强形成强烈对比”[1]。这种男子与女子的形象错位，在一定程度上打破了传统伦理关系中的“刻板印象”。本文以此为切入点，探求伦理关系反转中的权力承接，揭示礼制秩序在现实社会中的运行逻辑。

1.礼制秩序下《琵琶记》的伦理场域

费孝通在《乡土中国》中指出，“这个人和人往来所构成的网络中的纲纪，就是一个差序，也就是伦”[2]。在这个网中，每对伦理关系都有明确的权责绑定，上位者掌握伦理关系的主导权，有决策统筹的责任，同时承担庇护下位者的义务，下位者则须对上位者的命令进行绝对服从。在《琵琶记》中，处于权力主导的蔡伯喈有决策的权力，同时也需承担“赡养父母”等一系列的义务，而处于从属地位的赵五娘则需要对其“命令”进行“绝对服从”，这就搭建起了一个充满伦理张力的艺术场域。

“传统家庭的稳固运转有赖于伦理关系中居下位者（失权者）对居上位者（掌权者）的绝对服从——在亲子关系中强调子女对家长的孝顺奉养，在夫妻关系中强调妻子对丈夫的忠贞守节。”[3]在传统夫妻伦理关系中，礼制秩序对“夫”与“妻”的角色有着严苛的规定。“男性为孝子贤夫、忠孝皆守，女性为贤妻孝顺、温柔明理，是古代社会理想的男女爱情关系，也是古代社会所向往的家庭关系。”[4]一直以来，妻子都被定位在一个“从属者”的身份，其核心职责就是“相夫教子”“操持家务”，而涉及家庭发展的核心问题则自动归属于男子。《琵琶记》中开篇便遵循这一设定。在第二出“高堂称寿”中，蔡伯喈自动承担起“堂前尽孝”的责任，而他的“从属者”赵五娘则是那个任凭他吩咐的人。“昨已嘱咐五娘子安排，不免催促则个。娘子，酒席完备了末？请爹妈出来。”[5]在蔡伯喈看来，赵五娘作为一个“从属者”，没有对家庭事情的决策权，理应听从他的吩咐安排。此时，二者完全处于“夫主导，妻服从”的礼制秩序框架内，角色边界清晰，责任分工明确，构建出了一个较为稳定的家庭伦理场域。

2.伦理关系不平衡下的权力真空

礼制秩序的稳定，本质是“上位者决策”与“下位者服从”的动态匹配，当上位者因为一系列原因而脱离伦理场域时，其原本需要承担的责任就会出现“真空”，这种“真空”会倒逼下位者逐渐从“边缘角色”逐渐走向权力中心，主动承接本属上位者的责任，形成“责任转移”。

2.1下位者的“临时辅助”

“立身行道，扬名于后世，以显父母，孝之终也。”[5]在收到父亲的指令后，蔡伯喈离家赴京。这一行为完全符合礼制秩序下“子从父命”的要求，是上位者在伦理场域中的“正当离场”。在上位者蔡伯喈看来，他的离家只是短暂性的脱离家庭，在科举结束后，他仍能回归伦理关系的中心位置。此时的赵五娘并未突破权力边界，仍然是伦理关系中“服从”的角色。

2.2上位者的永久离场

蔡伯喈中状元后因为一系列原因而被迫留在京中，打破了伦理关系的平衡，使得伦理场域中出现了真正的“权力真空”。按照原本计划，蔡伯喈中举后归家奉养，承担本应归属于他的责任。但是，中举后“牛丞相逼婚”，皇帝以“孝道虽大，终于事君”[5]，驳回其辞官请求，让其不得不滞留京中，形成真正的“权力真空”。

3.《琵琶记》中伦理关系反转具象

当上位者因外部因素脱离伦理场域时，下位者会突破“服从”的角色边界，通过承担本属上位者的责任，获得伦理话语权和实践主导权。蔡伯喈的离开、家庭陷入危机，使得赵五娘不得不突破权力边界，承担起整个家庭的责任，逐渐走向伦理关系的中心位置。

3.1伦理关系中的权力倒置

在蔡伯喈长期不归家后，赡养父母的责任自然就落到赵五娘的身上。粮食短缺使得家庭陷入困境，为解决温饱，赵五娘主动突破自身角色边界，提出“请自宽心，如今奴家把些钗梳首饰之类，典些粮食，以充公婆一时口食。宁可饿死奴家，绝不将公婆落后”[5]。钗梳作为女性的贴身之物，不到绝境不可变卖。赵五娘的这一行为，本质上是主动承担起赡养父母的责任。此时的赵五娘不再是一个等待命令下达的顺从者，而是一个能够决定家庭经济处理方式、规划后续生活的决策者。这些行为替代了蔡伯喈在家庭中的主导权，是权力承接的重要一步。

“教化的权力专属于伦理关系中居于上位的掌权者，失权者只有被教化的义务。”[3]由于家庭伦理关系的长期缺失，蔡伯喈逐渐由家庭伦理关系的上位者变成失权者，所以在见到赵五娘后，他处于一种被教化的境地。“官人，从别后，遭水旱，我两三人只道同做饿殍”[5]“把坟自造，土泥尽是我麻裙裹包”[5]，这一系列的回答并非控诉，而是上位者赵五娘对这段伦理关系的重构论述。这番话语让蔡伯喈知道，在其离家后是赵五娘承担起了家庭的责任，这就形成了一种伦理重构。

3.2伦理关系中心位置的最终确立

如果说赵五娘与蔡伯喈的伦理关系重构只是简单地对赵五娘家庭内部权力认可，那么外界的认可则将赵五娘上升为封建伦理体系中“孝妇”的具象化标杆，其在阶级中的伦理地位实现了根本性的反转。

皇帝作为国家权力的最高代表，其对赵五娘的认可，直接将其伦理地位从“民间层面”提升至“国家层面”，完成了伦理关系的阶级跨越。“其妻赵氏，独奉舅姑。服劳尽瘁，克终养生送死之情，允备贞洁韦柔之德”[5]的认可，本质上是皇帝将赵五娘具象化为一个“孝妇样本”，为天下女性树立一个可以效仿的伦理标杆。皇权的介入，为赵五娘的伦理地位赋予了不可撼动的“合法性”。至此，赵五娘彻底脱离伦理关系的个体属性，成为贯穿整个国家伦理体系的官方范式，其中心位置不仅得到了社会各阶层的共识，更得到国家权力的绝对保障，实现了伦理地位的终极确立。

4.结语

《琵琶记》中的伦理关系反转，并非对费孝通笔下“礼制秩序”的否定，其价值在于揭示传统伦理秩序并非一成不变的教条，而是在现实条件下不断调适的动态系统。赵五娘用实践证明，礼制秩序并非僵化的等级框架，而是一种动态、可调式的伦理系统。上位者在脱离家庭伦理关系或未承担本应属于他的职责时，下位者通过责任承接可以实现权力反转。这种权力反转不是对礼制秩序的否定，而是在现实条件下对礼制秩序的坚守。

参考文献

[1]周思恩.论《琵琶记》中蔡伯喈和赵五娘的错位形象[J].文学评论，2023(3)：25-27.

[2]费孝通.乡土中国·生育制度·乡土重建[M].北京：商务印书馆，2011.

[3]杨乐怡.差序格局视角下《窦娥冤》的家庭伦理关系书写[J].文学评论，2024(12)：58-61.

[4]申倩茹.《琵琶记》中蔡伯喈和赵五娘情理冲突对比探析[J].《戏剧之家》，2021(16)：42-43.

[5]（元）高明著，钱南扬校注.元本琵琶记校注[M].上海：上海古籍出版社，1980.

（作者系信阳师范大学文学院2025级中国语言文学专业学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