霍震雯

走进峰峦叠翠的大苏山，藏于山中的净居寺用晨钟暮鼓声唤醒了沉睡一个冬天的茶园。

云自山间缓缓升起，交织着古寺里袅袅梵音、汩汩清泉，漫山遍野皆是春天的眉眼。宋代饮茶之风浸润这里的山山水水，让寺中的一盏清茶升华为艺术与人情的载体，更成为光山这方水土中刻入骨髓的生活印记。

回溯千年，究竟是谁开启了人与茶最初的相遇？唐代茶圣陆羽在《茶经》中直言“茶之为饮，发乎神农氏，闻于鲁周公”。《尔雅》中也有关于“早采者为荼，晚采者为茗”的注解。从神农尝百草“日遇七十二毒，得荼而解之”的远古传说，到鲁周公以文字为茶定名分类；从留存最早人为矮化栽培痕迹的云南锦绣茶祖，到现代创新里的“茶啤”“毛尖冰激凌”，国人的饮茶历史与民俗文化，早已在岁月中流转，跨越千年时光，绵延不息。

与如今的冲泡方式不同，古人饮茶不仅讲究泡法，更在佐料配比上自由创新。唐代，加味盐茶风靡全国；宋代，香料入茶成为风尚，连御用龙凤团饼也加入龙脑香提香。宋蔡襄《茶录》记载“入贡者微以龙脑和膏，欲助其香”，大文豪苏轼亦在《物类相感志》中写道“芽茶得盐，不苦而甜”，或许这也是古人对茶之苦味渐进适应的一种方法吧。

谈及宋代茶事，需要先了解淮南茶的分类。彼时淮南茶分两大体系：一是以团茶、饼茶为主的高档紧压茶，二是散茶系列的低档茶。宋代散茶并非如今的芽茶精品，而是蒸而未碎、碎而未拍的蒸青饼茶边角料与碎末。皇室专供的团饼茶，在制作工序上极为考究，将茶叶碾碎捣烂成膏状，掺入龙脑香粉末，再以模具进行压制。与唐代饼茶相比，宋代饼茶更注重拍制工艺的“精雕细琢”，模具雕刻的纹样既彰显艺术价值，也明确了茶品的等级与受众。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光州光山场，卖茶三十万七千二百一十六斤，卖钱一万二千四百五十六贯”“光山、子安、商城三茶场，岁卖茶九十三万五千余斤”。若以宋制饼茶克重一斤十六两换算，光山每年仅茶交易一项，便售出超245万饼茶叶。按北宋一贯钱约合现代1000元人民币的购买力估算，当时的光山年茶叶交易额可达数百万元。这组数据，也从侧面印证了宋代光山县域茶产业在种植、交易领域的规模。

宋代淮南茶区寺院饮茶，更是将茶本身从日常生活升格为文化寓意。在大苏山，仍流传有“功德水润东坡茶”的故事。唐神龙二年，道岸大师于大苏山南麓建寺，为纪念天台大师慧思开宗讲法、劈山种茶，特在其传法之处另辟向阳坡地植茶以示纪念，而寺内的僧侣又常常挑取功德井井水灌溉茶园。或许是苏山东坡茶园的茶叶日日淋沐众生功德，所以这片茶园出茶格外早，品相也好，用它做出的茶味醇而色白，特别受往来香客的喜爱。加上历代文人墨客题咏，功德井水与苏山茶便有了“功德润苍生，茗茶释万苦”的文化寓意。

宋元丰三年，苏轼被贬黄州，途经光山慕名前往大苏山净居寺。行至寺前，口渴难耐的他入寺问茶。听闻有人来问茶，寺庙的住持居仁当即迎了出来，见入寺问茶之人气质不俗，便开口相邀：“寺中有荈候吟士。”苏轼见居仁禅师出口成章，随即回道：“树下无茗待赐茶。”居仁禅师又说道：“茶有槚、蔎、茗、荈诸称谓，客从远方来，欲饮哪杯？”苏轼再回：“荈分上、中、下、粗数等级，客随主人意，粗茶即可。”苏轼出口成章，谦逊有礼，居仁禅师顿生欢喜，连忙吩咐寺内小僧给他设座上茶。片刻之后，寺内小僧便将茶汤分好，苏轼接过后小呷一口，不禁连连称赞“好茶！”当即赞道：“香茗胜瑞霭，紫笋长东林。”居仁禅师闻言后大惊，这到底是哪位高人来到了这里？因为他所分茶汤正是春时采自大苏山东坡的茶叶，因山高林密，云雾常驻，所以寺庙内僧众也把这款茶命名为“东坡云雾”。一番攀谈下来，居仁禅师才知眼前这个谦逊有礼的人便是大名鼎鼎的苏大学士。于是两人重新见礼后，到寺中法堂品茶论道、彻夜畅谈。这也有了后来“东坡来饮东坡茶”的故事。

大苏山的风，吹过净居寺的檐角，也吹过千年茶事的长河。茶风浸润下的光山，以茶为媒，融山水之秀、文脉之深、人情之暖于一体。如今，苏山东坡的茶树仍在山间郁郁生长，功德井水潺潺流淌。一盏盏温热的清茶，既传承着唐宋悠远茶韵，更映照出光山人热爱生活、善待他人的质朴本心，大苏山的茶在岁月流转中岁岁生香，温暖人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