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一个农村小姑娘，如果没有党的教诲和培养，怎么会走到今天，更别谈能过上现在的好生活了。”

——刘晓岚

刘晓岚，中共党员，党龄76年。1932年4月出生，山西潞城人，1945年8月参加革命，曾在信阳地区卫生局、信阳地区行署计生办、信阳地区外贸局工作。1988年7月离休。

我今年93岁，党龄76年。回望这一生，从太行山区的儿童团团长到成为八路军战士，从军区的缮印员再到地方干部，在山西、河南、广东、贵州等地辗转，是党指引着我走过人生的每一段路程。永远跟党走，是我这辈子最大的幸运，也是我这一生最坚定不移的信念。

1932年，我出生在山西省长治市潞城县黄牛蹄乡潦河村。这里属于太行山区，也是著名的革命老区。那时日本鬼子常到我的家乡扫荡，我们村子有30多户人家，一接到放哨的民兵连通知，“鬼子来了”，乡亲们就着急四处逃难，躲到防空洞避难，还要把家里粮食等物资都藏起来，让入侵的鬼子抢不到物资。

抗日战争时期，八路军总部和中共中央北方局长期在长治境内驻扎。村里到处是沟沟壑壑，交通不便，游击队就隐蔽在村里。从小我就受到革命的熏陶，13岁就参了军。

小时候的我，机灵又勇敢，口齿也伶俐，十来岁就当上了村里的儿童团团长，负责站岗、放哨、查路条、抓懒汉。我们几个村的孩子，不管年龄大小，都在一起上课。大家每天喊着“赶走小日本，活捉蒋介石”的口号，喊得很带劲！

战斗时常发生，像壶关县常行窑洞保卫战、潞城县黄牛蹄村民兵保卫战……这些战斗，给年幼的我留下了深刻印象，离我家很近，炮声轰隆隆的，打得很激烈。

1945年8月，上党战役前夕，我在硝烟和炮声中，勉强读完了小学三年级，也迎来了命运的转折点。

当时，长治外围陆续被我军夺取，新解放的村子里没有老师。我们这群十二三岁的小孩“教员”，由老师带到区公所报到，每两人一组负责一个村，教孩子们认字、唱歌、跑步，还宣传根据地的故事。

可能是“教员”当得比较出色，有一天，区公所一位姓林的政委找到我，问：“小姑娘，你想参军不？”我说：“想！但是我担心自己没伴儿。”我又问：“那我能和我的好伙伴一起去吗？”政委说，当然可以。没想到第二天，华枫同志（后来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会主席）就到我们俩家里，说了参军的事情，还告知村里要优待军属。我奶奶和妈妈都哭了，我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

穿上长到腿窝的军装，骑着小毛驴，我和伙伴就来到了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到部队后，因为性格活泼，我进了文工团，做些“唱唱跳跳”的工作，过节时为部队演出，日常去村里宣传革命。文工团里男同志负责收集战斗英雄的故事，编歌、写剧本、编写快板和大鼓书，我们女同志就负责布置场地和表演。那时候没什么道具，遇到表彰英雄的大会，我们就把战斗英雄的故事演出来，以此鼓舞士气。很可笑的一件事是，因为我年龄小，个子也矮，大家总喊我“小鬼”。一有事，就说：“哎，小鬼，你过来一下。”

那时候，部队走到哪里，我们就演出到哪里，还会到村里贴标语，给父老乡亲讲根据地的故事、战斗英雄的故事。因为故事讲得好，群众都信服，入伍不久，我就得了个二等奖。

仗一打起来，我们就随军到前线，做“前方的后方”。那时，我全部的家当就是一个背包，里面只有一床被子和随身衣物，表演的时候就打包好，随时随地转移。有时候刚上台，人还没站稳呢，一声令下，我们就一起随军撤离了。记得有一次，部队连夜转移，我太困了，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旁边的战友拍了我一下，喊了声“哎，小鬼”，我吓得一下子就醒了。

就这样，我既当文工团员，又当宣传员，从儿童团团员逐渐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那时候我心里总有个“疙瘩”。有一次，部队开民主生活会，我就举手提意见：“我明明是个人，为什么你们总喊我‘小鬼’呢！”同志们听了都哄堂大笑。年纪大的同志就悄悄跟我说，喊“小鬼”是跟我亲。从那以后，我再听到喊我“小鬼”，就知道首长和战友们都把我当亲人爱护。“小鬼”的故事从此烙印在我心里，成为硝烟岁月里鲜亮的记忆。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团里安排18岁到25岁的青年随军南下，其余年龄段的，留守下来被分配做文化教员或卫生员。文工团里的“五朵姐妹花”，有4人去当了卫生员，唯独我被叫去单独谈话。

当时和我谈话的是政治部主任黄镇同志的夫人朱霖同志，她是太行军区组织部的领导，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看我有些紧张，她就先和我拉家常，问我是否愿意去军区做缮印工作。我心里想，我文化不高，能胜任吗？

尽管内心很忐忑，15岁的我听从组织安排，在太行军区做了缮印员。从那以后，一口窑洞、一盏油灯、一台油印机，陪着我度过那段孤独的岁月。

我记得，遇到会议和军区要发文的时候，我要先把文件上的字一个个写到蜡纸上，再印出来，然后装订。经常有紧要任务，首长们连夜开会，我随时待命，快速完成缮印任务。虽然很累很忙，但这段时间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候。为了适应工作需要，我抄了很多报纸，认了更多的字，也熟练了印刷技术，多次得到首长的表扬。

也正是当缮印员的时候，我结识了时任太行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邵奉先同志，并在工作中互生好感。

1948年10月底，我和邵奉先同志接到部队领导的口头通知，说邵奉先同志马上要南下，同意我们结婚，并尽快举行典礼。我很意外。第二天，部队开了一个会，大意是“今天是邵奉先同志和刘晓岚同志的结婚典礼。经组织批准，从现在开始两人就是夫妻了。”随后，我们领到了一份书面通知。

在我家里，至今还珍藏着那张泛黄、手写的、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印章的“结婚批准书”。上面写着：“贾科长转邵奉先、晓岚同志：你们的结婚报告经我们研究，现已正式批准结婚。望你们在今后工作中互助互勉、共同进步。祝你们愉快。”

随后，我们结为革命伴侣，我随军南下，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我先后在中南局公安部、中国化工公司广州分公司、遵义专署、遵义地委宣传部等地任职。虽然工作地点和职业一直在变化，但无论落脚何处，我都干一行爱一行，做好党和人民的“勤务员”。

今年是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我内心有着抑制不住的喜悦。终于把日本侵略者赶跑了，当年做儿童团长时喊的“打走小日本”的口号，如今已成为现实。80年过去了，我们不再过那种担惊受怕、四处逃难的日子，生活也越来越好，大家安安稳稳地过着太平日子。我发自内心地为能看到这盛世好景而感到高兴！

回望我的一生，没有什么惊天动地的事迹，只有幸福和幸运。我一个农村小姑娘，如果没有党的教诲和培养，怎么会走到今天，更别谈能过上现在的好生活了。我深深感谢党的栽培和教育。永远跟党走，永远忠于党，此生矢志不渝！

（口述：刘晓岚 整理：王凌云 摄影：谭台剑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