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怡彬

习近平总书记在党的十九大报告中指出，我国社会主要矛盾已经转化为人民日益增长的美好生活需要和不平衡不充分的发展之间的矛盾。由此，中国进入了全国各族人民团结奋斗、不断创造美好生活、逐步实现全体人民共同富裕的新时代。美好生活属于全体人民，而自改革开放以来，虽然我国乡村面貌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但城乡发展差距不断拉大的趋势仍未得到根本扭转，“三农”问题仍是关系国计民生的根本性问题，在实现以人与自然和谐共生、物质文明与精神文明协调发展等为特征的中国式现代化进程中，聚焦美好生活思想对作为中华文明母体的乡村的发展价值，让广大农民平等参与现代化进程、共同分享现代化成果，是跳出“现代化=西方化”迷思的重要路径。

美好生活发展观将“以人民为中心”作为核心立场。作为发展伦理学的先驱者，德尼·古莱将“以人为中心”贯穿于美好生活思想中，他反对以本应作为手段的其他发展为重而忽略“以人为中心”的终极目的。“许多人把发展变化进程等同于它的目标，这样就把一个工具性目的错认为成就性目的。”因此，要“把发展对话扩大为不仅是讨论手段（国民生产总值增长）而是讨论终极目的”，从而使发展围绕人的中心而非相反。他又不否定除人类自身发展以外的其他发展作为手段的重要作用，“人类自身的发展仍然可以视为终极目的，但是经济进步也可以是达成这种目的的主要手段之一。”虽然德尼·古莱以目的与手段的辩证关系科学表明了人在发展中的重要地位，但其话语体系中的“人”实为西方式现代化发展进程中获利的少数人。马克思、恩格斯指出：“人们自己创造自己的历史。”人民群众是社会物质财富的创造主体，是社会精神财富的创造主体，是社会变革的决定主体，美好生活的实现必然惠及一切人的发展，必须紧紧围绕“以人民为中心”，正如习近平总书记所强调：“人民是历史的创造者，群众是真正的英雄。人民群众是我们力量的源泉。”在城乡发展失衡的背景下，必须坚持农业农村优先发展，着力改善作为乡村主体的亿万农民的生存状况，正如马克思主义指出，无产阶级要团结农民并帮助农民阶级改善生存状况，“很慷慨地对待农民”。

德尼·古莱认为各个社会虽然对发展拥有不同的认知，但却“都追求有关美好生活的某些共同目标”，即实现人最大限度的生存、尊重与自由。维持生存意味着延长人的生命，即令人们自身少受自然极端因素、自身疾病以及敌人强力的打击，无论保守的农民或是“先进的”西方式现代化鼓吹者都相信“能够满足人们对食物、居所、治疗或生存基本要求的一切事物都是维系生命的‘好事’”。正如马克思所言：“人们为了能创造历史，必须能生活……首先就离不开吃喝住穿。”维持生存的物质基础构成了农民从生存发展到追求美好生活的前提，党中央将“加快推进农业现代化，夯实农业基础地位，确保国家粮食安全，提高农民收入水平”作为乡村产业振兴的目标，“全面推进幼有所育、学有所教、劳有所得、病有所医、老有所养、住有所居、弱有所扶”，展现了实现城乡一切人美好生活的底气与决心。美好生活不仅要物质富裕，也要精神富裕。习近平总书记强调：“满足人民过上美好生活的新期待，必须提供丰富的精神食粮”“农村精神文明建设很重要，物质变精神、精神变物质是辩证法的观点”“实施乡村振兴战略要物质文明和精神文明一起抓，特别要注重提升农民精神风貌”。这意味着要让农民在精神上获得尊重与自由。德尼·古莱认为前者指人们自身受到尊重，即令他者不能背离其意愿而用以达到目标的感受，后者至少意味着“各个社会及其成员更多的选择，追求美好事物时受到较少的限制”“可以在自己熟谙的领域内施展才干和开展活动”“使人们解脱无知、苦难，甚至受人剥削的结构性奴役”。获得尊重意味着农民的意愿得到充分的尊重与发挥，改革开放以来，家庭联产承包责任制的成功推行的前提是对农民发挥意愿的尊重，正如邓小平同志所说：“农村改革中的好多东西，都是基层创造出来，我们把它拿来加工提高作为全国的指导。”因此，面对乡村精英主义的单极化治理陷阱，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由农民选择而不是代替农民选择，可以示范和引导，但不搞强迫命令、不刮风、不一刀切。”获得自由意味着农民拥有充分的发展能力与发展选择空间。华中师范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教授龙静云指出，相比起城市居民，农民缺少了“健康生存、社会认知、自主学习和科技应用、经营管理、人际交往、奋斗实践”六大能力，导致农民发展被动，遭遇无知奴役与限制。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提高农民素质，培养造就新型农民队伍。”这是充分发挥亿万农民首创精神与主体作用的重要条件。

聚焦作为乡村主体的农民对维持生存、获得尊重与自由等要素的实现，是对西方式现代化夸大乡村自身脆弱性的“去乡村化”思维的主动防卫，更是超越西方式现代化“单极化”的马尔库斯陷阱，从而实现人“多样化”的“自由而全面发展”的思想探究。

（作者单位：中共广东省委党校哲学教研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