胡先华

老活是宣化店街附近的人。老活不姓活，据说姓史，我们那儿把史念成死，人们怕喊“老死”会是在咒他，就反之称他“老活”。这“老活”喊久了，虽说没能喊成神仙，他活了好大一把年纪，却是真的。老活70多岁时，还能挑着一副补瓷器的担子，来到卡房一带给山民修盆补碗。

老活是个瓷匠。所谓瓷匠，就是修盆补碗的人。谚语：“没有金刚钻，莫领瓷器活。”“生铁补锅，本事降人。”这都是从瓷匠这行引申出来的名言。可见，瓷匠一行技术含量比较高。

那时候的山区非常贫穷。在卡房一带，有的家庭一家人只盖一床被子，甚至一家人只有三只吃饭碗。这在今天觉得不可思议，有点荒诞，但在那个年代却是真实的。过去不是这么穷困，就不会有瓷匠这个职业。

各家的铁锅、铜壶、铜吊子、洋瓷盆、洋瓷缸若是漏水了，或者瓷碗、瓷盘摔成几瓣，都舍不得扔掉，心里念叨着：“老活快来了吧。”若是过了好久还不来，家里没有用的，就急着打听：“这老活死哪儿了，这长时间还不来？”

老活个子不高，瘦小瘦小的。尖下巴，瘦削的脸上尽是很深的皱纹。据说，他小时候身体瘦弱，才学这门不用下多大力气的手艺。他走到哪儿，就在哪儿落脚几天，直到把各家送来的活做完了再离开。他落脚的家庭，都是自己交往几十年的老朋友，不用交住宿费和伙食费，当然，这家如果有什么要修补的，他也都是免费修补。这就是那个年代朋友之间厚道朴实的交情。

老活在下畈的落脚点是我家。我家那时人口少，房屋宽敞，父母又热情好客，经常有三教九流的人过来落脚，譬如打鱼的、插鳖的、打桑树叶的、打咚米的、弹棉花的、刨烟丝的、算命的，他们来到湾了，就在我家置摊开业。老活每次来，把小担子挑进堂屋，就搬个椅子坐在堂屋的门檐下，脖子上系个脏兮兮的围裙，眼睛上架一副老花眼镜，借着外面的光线，开始等活。不一会儿，各家各户就有人把要补的东西拿过来，在门前的墙沿堆一小堆。

老活补铜壶、铜吊子，是烧一小盆炭火，在炭火上支口小铁锅，在铁锅里放几块锡，等锡化成了锡水，就用一个小勺浇在漏水的小孔里，锡水干了，就算补好了。看着挺简单的。我大概十来岁那年，到姐姐家玩，姐姐的婆婆说她家吊子漏水，我连忙说我会补。她们信以为真，拿过来让我补。那时候的牙膏皮据说是锡做的，我让表哥找来几个牙膏皮，放在一只铁锅里，下面烧火，想把牙膏皮融化，变成锡水，那样我就能比葫芦画瓢了。遗憾的是，牙膏皮一直没有能烧成锡水。

老活补碗或补盘子，是用一个小手钻，把摔破的盘、碗，沿着破边两边各钻几个小眼，再用两头尖的铆钉把两边的小眼一个个穿起来，用一个小钉锤把穿到碗内的铆钉锤弯，卡紧裂缝，等都卡紧，碗就补好了。他这时会用手指从一只瓶里抠点像泥巴一样的东西出来，也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抹在盘、碗的裂缝上，再用一小块布反复地擦，那泥巴一样的东西进了空隙，干了，就黏在上面了，再盛水，就不漏水了。

老活补洋瓷盆或洋瓷缸，是用两小片铁皮，在漏水的地方里外各放一块，用锡水黏住，又从瓶里抠点像泥巴一样的东西出来，抹紧两片铁皮的空缝。最后还有一道工艺，就是涂瓷漆。他从那些装着各种颜料的小瓶里，挑选一种跟补的地方颜色差不多的颜料，用小刷子涂在铁片及周围一圈，等瓷漆干了，就算补好了。

老活干完活了，人家问：“老活，多少钱？”

“不要钱。”老活笑吟吟地说。

“不能白干活呀，多少收一点。”

“一块钱。”老活这才有点不好意思要钱似的说。后来，我们那一带就流行着他的口头禅：“不要钱——一块钱。”再后来就演义成两句歇后语：“老活补锅——不要钱。”“老活收钱——一块钱。”

老活很健谈，他一边干活，一边跟别人聊天。他从这个湾到那个湾，晓得的奇闻佚事特别多，让一块聊天的人听得津津有味，总是天黑收工了，围着他听故事的一群大人小孩才离开。因此，老活的人缘好，连小孩路上见到他，也老远喊：“老活，你来啦！”他也总是呵呵笑：“来啦！”

老活有个儿子，在宣化店公社林管站上班，卡房那时候靠木材创点收入，木材往出运得经过宣化店。他就在路上设卡拦车，见到没有正规手续的，就把木材没收。他办事六亲不认，任谁说好话都没用。偷运木材的人对他又恨又怕，叫他“活阎王”。一次，“活阎王”进卡房办事，被山民捉住，关在一间小黑屋里好几天，宣化店公社派十几个干部来要人，卡房公社领导顺水推舟，让山民把“活阎王”放了。后来有人跟老活聊起这事，他脸红红的像个害羞的小孩，依然一脸的笑：“孩子不懂事，得罪乡邻了。”他那脸上浮现的一缕羞涩，宛如昨日。

我十九岁那年，离开家乡去外求学，再没见到过老活，不知他的后事如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