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深义

无论任何时代，在生活中，你总会遇到一些事，遇见你喜欢的或不喜欢的人。普通人对于这种日常所见所闻，会像雪落地上一般就那样过去了。而作家则不一样，由于创作的需要，他们自觉地观察社会现象，观察各种人，对发生的某些事情产生兴趣，或是灵感闪现，便用手中的笔，以文学的形式把它反映出来，即创作成作品。

《乘客》这篇小说，写的是20世纪80年代中期的事儿，小说的素材源于我因公到安徽合肥的一次见闻。当时情况是这样的，我乘坐的公共汽车上，年轻的女售票员和男司机，一路上相互说了不少风骚调情的话儿，却不顾车上乘客的感受；跑生意的那位个体户小伙子，他火烧火燎急于赶到目的地，我从他的话语中听出来是生意比较急，无奈，方向盘在司机手里，赶路的主动权并不在他手中。我清楚地记得，这趟公共汽车抵达一条河旁边的农家小旅社门前时，已雨过天晴，天色还亮堂。可是，司机停车了并让乘客下车，说是在这里吃完晚饭，住下后，第二天再出发。小旅社老板非常热情地接待男司机和女售票员。尽管男老板对入住的乘客态度是表面客气，但有一件事情令我印象深刻，女老板背着自己的男人拿一个鸡蛋塞给抱娃的年轻妈妈让她喂娃。

可以看出，假若仅仅是记录以上原生态素材的话，它不会是一篇小说，更不会是一篇合格的小说。

许多五十岁左右年龄的读者和作家知道，20世纪80年代中期，正是我国放开搞活经济，各种领域活跃兴起之时。由于政策允许，许多人为发家致富跃跃欲试，于是就有了一众新事物新情况出现。个别现象，甚至让人一时难以接受。

万花筒一般的社会，令人炫目，但作家们必须有选择地把这些写进小说里，创作时，作者应该把握好文学作品的思想性与艺术性，能够准确反映时代特征，深刻地揭示人情、人性。一个短篇小说，与一部中篇、长篇小说相比，它的容量相对较小，这就要求作者下笔写的人物尽量少，用简洁的语言，集中写人物所处的生活环境，个人追求，人际关系，矛盾和冲突等。我想，既然几位乘客无奈在小旅社住下，司机和售票员，乘客，又都是小人物，从一般意义上讲，即使发生什么事，也是凡人小事，不会有惊天动地的大事。然而，你若仔细观察社会现象便会发现，凡人的故事不仅精彩纷呈，还有可歌可泣之处。

不错，《乘客》里跑生意的个体户小伙，探望临产妻子的年轻军官，抱着孩子的少妇，司机和女售票员，还有小旅社老板那对老夫妇，他们都有自身的利益和追求，并竭力维护。世上人人都有自己的利益。是的，有人在追求利益时，有时候说的话和做的事，让旁人不适，个别人甚至不惜违法犯纪，但这只是人性中的一部分现象，并非全部内容。在我看来，人，与生俱来的善和美，才是生活中最有价值的，也是作家最值得发现和张扬的。作为一名作家，在面对复杂纷繁的社会现象时，在人性恶的一面时不时出现时，要善于捕捉到生活里正发生和存在的人性的闪光一面，把人间的美好写入作品。

在《乘客》中，我有意写下（保留）了20世纪80年代些许小印记，如那对老夫妇开的沙河旅社，地处偏僻，由于缺电，照明点的是蜡烛；靠门墙壁上，醒目贴着一张正在走红的电影演员刘晓庆的剧照。这张剧照的出现，意思是表达改革时代时文艺复兴的潮流，已抵达社会的底层和角落。还有，住宿一晚十元钱客人嫌贵，这个价在当时住县城的旅社也是高的。据我所知，这里面有一个直接原因，那便是开长途汽车的司机与线路上的旅社老板有一个不成文“规矩”，司机拉乘客在旅社就餐、住宿，该旅社对司机和售票员的吃住则免费。那么，这一项费用成本，旅社自然要平摊在乘客身上了。看到此处，年轻读者会发笑，疑问，这会是真的吗？

读者许能感觉出来，小说中旅社的老板，老婆婆是一位憨厚的本分之人，而老头，则是一位经济头脑精明过头的人。老两口不仅在日常生活中磕磕碰碰，难免也有互不相让的打骂冲突。老头的性格所致，他与住宿者产生矛盾，也就不奇怪了。

事情发生变化，恰恰是那夜雷鸣电闪，雨哗哗盆泼一般下着时，老婆婆高声唤醒客人，他们得以脱离险境，这时，左边的客房就倒塌了。人们转移到了公共汽车上，可那老头，却被房屋的土块和杂物压着！大家并没因为讨厌老头而坐视不管，而是冒着风雨去救他，还纷纷捐钱让老头就医。患难见真情呵！

我感到欣慰的是，创作《乘客》，没有停留在表现人物的不良一面和冲突上，而是捕捉到了他们身上人性的闪光之处。我始终认为，写人的善和美，是作家的一种责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