褚树斌

我是新中国第一代铁路工人的后代。在那战火纷飞的紧要关头，我的父亲（时任毛泽东号机车第二任副司机），毅然决定驾驶着蒸汽机车，满载着解放战争前线急需的军火物资，从丰台机务段驶向了南下队伍。

南下的军列，穿越了国民党军的道道封锁和敌机的围追阻击，继续南下进入江淮之滨，鄂豫皖首府地区驻扎，开启了新中国铁路建设。

父亲把机车视作生命，成为一名江淮之滨京广铁路线上，指定牵引主席专列的特一等火车司机，他的机车是江淮地区唯一悬挂与毛泽东号机车相同摇摆挂铃的蒸汽机车。

在父亲最后一次住进老干部病房，自知已暮年，思维清晰体力已不支，他用已不再连贯的语言，讲述了一段他的工作往事。

在那个年代，横卧在江淮之间的大别山高险陡坡地段，武胜关天险就成了畅通南京广铁路的咽喉。

机车牵引三千多吨的货物，当时用三台FD型蒸汽机车，改造成双机牵引。冲上16/千的坡道没问题。可是，下坡刹不住车，那就要车毁人亡。

父亲当时已从机务段教育部门，转为技术室主任。组织青年技术人员攻关，父亲身先士卒。为了观察机车动轮刹车状态，处理机车运行中的异常现象，父亲决定用网兜把自己固定在车架上，来亲自查找机车运行中的问题。

列车通过高坡天险区段，车轮高速运转，车体体位改变，机车刹车部件难到位等一系列高速运行过程中的问题一一看清，找准。

“问题找到了”，当时跟车试验的有关领导和工程技术人员，把父亲从机车车架的网兜上抬下时，父亲几乎僵硬……

讲述到此刻，父亲由于疾病的煎熬和情绪的激动，面部口唇紫绀。

我立即上前，紧紧地抱起父亲，慢慢地将他半卧的身躯平放在病床上，并安抚他道，“你是我们中国王进喜式的铁路工人。”

我的青春，时逢样板戏年代。我的偶像是《智取威虎山》中的杨子荣，哼在嘴上的曲子是《共产党员》。

我在高中毕业后，主动向当地行署知青办，发去了上山下乡的申请书。

当年，我首批戴着大红花，背起行囊，跨上大卡车，驶向了偏远的山村。

我们新建起了厂社挂钩式的农场，我被选举为农场团支部书记，兼男工班班长。

三个月后的一天，在我驻扎的生产队里。天空突降暴雨，稻场上晾满了生产队的小麦。我和社员们一道，冒着暴风雨将小麦抢收到一间土坯房子里。

夜里，生产队队委会反复协商，由我来看守集体的粮食。

漆黑的山区夜晚，我用农民自制的架子床，横堵着没有门的土坯房。当我刚刚点燃用墨水瓶制作的煤油灯，灯光下迎来了大队党支部书记。

就在土坯房门外，隔着架子床，支部书记从怀里拿出一份表格，并宣布“党支部研究决定，发展你为共产党员”“今晚你就把这份表格填好”。

借着煤油灯灯光，我垫着书本，开启入党志愿书的填写。

有志青年孜孜追求，字字斟酌，涌动着激动的热血，工整地填满了志愿书。

九年后，我以预防医学毕业生的身份，在县里医院当了三年内、外科医生。后又被铁路卫生防疫机构以专业对口人才引进，成为一名铁路卫生人员。

人们都说卫生防疫工作轻松自在，我的家人却说我一天到晚都在忙。我在防疫站防疫科主任的岗位上，以站为家，辛勤地耕耘，一干就近二十年，和同志们一起把职工、家属传染病发病率从千分率，干到了十万分率，率先实现了江淮地区无疟疾病例发病的目标，提前两年在江淮铁路区域实现了计划免疫，获得省级“计划免疫先进个人”的称号。

1998年，天降大雨，长江两岸时刻都有溃堤的风险，人民的军队出征了，浩浩荡荡，铁流滚滚，“欲与天公似比高”的战役拉开了。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