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二十世纪三四十年代中国银行的档案中，记录着一些曾经铸造了中行人灵魂，闪耀着思想光芒和管理智慧的座右铭。现整理出部分中行的座右铭，可以从一个侧面感受中国银行意蕴深厚的企业文化。

一、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行员工座右铭

银行为百业之首，受人之托，为人理财。信誉是银行发展的基石，加强员工道德操守建设又是提高银行信誉的重要途径。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银行就将“高、洁、坚”作为约束员工的三大道德纪律，成为每一位员工的座右铭。“一曰行员在行服务，不仅以保护股东、存户、持券人利益为满足，必须进而为社会谋福利，为国家求富强。二曰职位不拘高低，必须人人操守廉洁，摒除恶习，更须公而忘私；三曰任事不能仅以但求无过为尽职，必须不避艰险，不畏强御，战胜难关。”

二十世纪三十年代，中国社会金融资产集中于东南沿海都市，而内地和农村金融枯竭的现实，时任中国银行总经理张嘉璈十分敏锐地发现了中国经济畸形发展的严重后果，他大声呼吁：“照现在内地情形的不景气，上海的产业界和金融界亦将有随之衰落的危机。唯一救济办法，是需要上海有资产者立即送钱、送人才到内地去。但送钱是比较容易，人才的产生则困难，所以现在我们至少应该着手去训练起来。”

1934年4月，张嘉璈由上海乘船溯长江而上进入四川，沿途视察各行行务并向员工做演讲，与当地工商界会面，先后历时近两月。在当年中行总管理处主办的《中行生活》杂志，刊登过多篇张嘉璈的演讲稿。他在几次演讲中提出了理想的中国银行行员的标准，表达了对优秀金融人才的渴望：“一、健全的智识。旧的钱庄智识，新的洋行头脑，人人能看中外银行经济书籍与报章；二、道德的观念。人人知道，不营私，不舞弊，不投机，不嫖不赌，有公德心；三、强健的体格。人人能运动，面色光辉，身强体壮，能吃苦。四、互助的精神。不分彼此，共同增加效率，节省人力。”

在积贫积弱、内忧外患的那个时代，张嘉璈提出的理想行员标准，不仅为中国银行训练人才和选拔人才指明了方向，而且彰显了这位银行家不甘落后、金融报国的远大抱负。

二、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行员工座右铭

二十世纪四十年代，中国银行制定的《中行员工座右铭》，四字一句，工整严谨，既内容全面，又通俗易懂。全文如下：

巩固行基，健全组织，

慎用资金，提高信誉；

推进业务，改进技术，

严行稽核，便利社会；

罗致专才，培植后进，

合理待遇，赏罚分明；

明察秘访，世情灵通，

协力合作，联络感情；

严正持己，和宽待人，

先国后行，勤勉努力。

这份座右铭，虽然只有80个字，但是涉及银行经营管理的理念、原则、措施，可谓言近而旨远，守约而施博。在今天，它依然闪耀着思想的光芒。

三、宋汉章的新年礼物：勤俭毅信

1942年元旦，当时位于重庆的中国银行总管理处举行团拜聚餐会。时任总经理宋汉章向各位同人赠送“勤俭毅信”四个字，作为新年礼物。他解释说，本人一生做事，只知道遵守四个字，现在趁元旦的机会奉赠给各位。这四个字就是勤、俭、毅、信。勤为成功之本，每日按时到值，也可以谓之曰勤；俭是节约，能俭方能廉洁自好；毅是做事有魄力，不畏艰难困苦；信是重然诺，守信用。在银行界做事，信用是极要紧的。这四个字，仍愿与诸同人共守共勉。

时任副总经理贝祖诒说：“适聆总经理训话，说到本行常年创业之艰辛，并以勤俭毅信四个字勉励我们，这种恳挚的训示，我们听到很受感动。总经理经营本行，三十年来如一日，中间历尽艰辛，才能有今日之基础与规模，不是偶然的，也不是简单的。现在事业基础已为我们造好，就等我们来发扬、来努力。”

贝祖诒还说，“银行是国家经济的大动脉，是经济战争的主力军，我们在银行界服务，不要忘了自己的责任。努力工作，就是努力抗战，也就是努力建国。一桩事业的成功，就是国家一部分的成功；个人站在个人岗位上努力，也就是为国家努力，一个人离不开宇宙，也一样离不开国家。每个人动静得失，均与国家息息相关。”

四、借用曾国藩“劝诫四条”约束管理者

为了发展西北大后方经济，中国银行在西北创办了大型企业集团——“雍兴实业公司”。公司拥有纺织、重工、轻工、医药、矿山、运输等20多家企业，覆盖陕西、河南、甘肃、四川等10多个县市，有职工12000多人。时任中国银行西安分行经理束士方担任公司总经理。1943年年初，雍兴实业公司召开了第二届厂务会议。在闭幕会上，束士方借用曾国藩“劝诫四条”约束雍兴实业公司所属各厂管理人员。

他说：“我近来读曾文正公集，见有劝诫州县四条及劝诫委员四条，划切周详。在当时系为吏治人员之轨范，但我辈做人做事，亦可奉为师资，视同弦韦，用特抄印分送各位，望置之座右，时时省览。”

曾国藩的劝诫州县四条及劝诫委员四条都讲了些什么呢？经笔者查阅，《劝诫州县四条》的内容是：“一曰治署内以端本；二曰明刑法以清讼；三曰重农事以厚生；四曰崇俭朴以养廉。”《劝诫委员四条》的内容是：“一曰习勤劳以尽职；二曰崇俭约以养廉；三曰勤学问以广才；四曰戒傲惰以正俗。”

五、“公诚勤敏”做厂训、校训

束士方说：“处于这个时代，国家的存亡系于每个人的奋斗；民族的兴衰，系于每个人的努力，我们不可不有彻底的觉悟，不可不立刻振作起来，下最大的决心，一扫从前不良的习惯，一变过去不良的风气。这是我们每一个人必须担负的责任，任何人都不能逃避，任何人都不能诿卸。

今后要培养人才，首须转移过去颓废的风气，矫正不良习惯，切实做到公、诚、勤、敏四字。当不难从上至下，焕然一新。再则我们要守法，尤贵乎能执法。”

束士方是民国时期著名的实业家、金融家，他学贯中西，为人公正廉洁，对事业兢兢业业，日不暇给。往往在夜间把秘书办事人员叫起来，发电报、写指示。他对于僚属管理颇严，常年巡视各厂检查工作，并调查员工的私生活。如有不轨行为，查实后立即加以处理，大有铁面无私的作风。他严禁所属职员赌博和酗酒，初犯者不予晋级和加薪，再犯者降级降薪，三犯者开除。有关工作的考核，采取评分制度。束士方也是有名的书法家，雍兴实业公司所属各厂矿、学校的醒目位置，都有他亲笔书写的厂训或校训“公诚勤敏”四个大字。他常召集属员讲话，曾屡次申说：“跟我做事，有饭吃，能养家，想发财是不行的，讨小老婆也不行，只有好好做事才有前途。”他主张一夫一妻制，他自己没有姬妾，也没有私产。他虽有兼职，只拿银行经理一份薪金，其他兼职薪金全部交中国银行收账，实行兼职不兼薪的制度。

六、银行同人要“提倡四种风气”

在抗战时期，地处西北大后方的中国银行分支机构，十分重视企业文化建设，以此提升员工综合素质，为金融抗战做出了巨大贡献。时任中行西安分行副经理沈錀提出,在银行同人中要提倡“研求知识学校之风；亲爱团结家庭之风；遵守纪律军队之风；艰苦卓绝宗教之风”。

西安分行不仅这样倡导，而且有常态化的具体行动。从当年西安分行创办的内部月刊《雍言》上，经常能够看到该行举办演讲会、读书会、同乐会、运动会，编印内部书刊，开展有奖征文活动，组织员工及家属参观、旅游的报道。比如在提倡研求知识学校之风方面，该行每周都举办技术演讲会，主讲人主要是分行及附属公司各方面的专家，分行会提前一两个月排出每周的演讲题目及主讲人。分行还专门就演讲会做出三项规定：

（一）开会时间定为每星期一下午六时半至八时半，主讲人讲演一小时至一小时半，讨论时间半小时至一小时。

（二）听讲人如有问题，最好在开会前三天以书面提出，待开会时讨论。临时发问亦可，但如为时间所限，主讲人得于会后答复。

（三）主讲人为便于听讲者明了起见，请尽可能采取下列各方法。1.印发讲稿或提要；2.使用机器工具或其模型帮助讲解；3.映放幻灯。

毋庸讳言，笔者在本文中所列举的中行员工座右铭肯定还不完整，有待今后深入发掘整理，学习借鉴。然而，从这几则中行员工座右铭中，我们不难感受到当年中国银行管理者深厚的传统文化积淀，拥抱世界文明的国际视野，胸怀天下、金融报国的责任担当，率先垂范、求真务实的职业操守。今天，这些座右铭依然可以作为银行员工为人处世的金玉良言，企业走向成功的锦囊妙计，也可以帮助我们了解百年中行的企业文化，解读百年中行基业长青的秘密，为建设全球一流现代银行集团提供历史借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