卢振国

1932年10月12日，红四方面军总部率4个红军主力师及少共国际团共2万余人，越过京汉铁路向西转战而去。红军主力部队走后，鄂豫皖苏区敌情严重，根据地危在旦夕。就在这时，著名爱国将领、民族英雄吉鸿昌将军，于10月20日前后只身潜入到鄂东北宋埠等地，急匆匆拉开了宋埠兵变的惊险一幕！

一

吉鸿昌将军身材魁梧，这年刚满37周岁。他原为西北军冯玉祥部的一员战将，1930年9月被蒋介石任命为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1931年9月，因潢川起义未成，被迫交出兵权离开部队，随即以出国游历考察之名，被强行挟持登船出洋。“一·二八”淞沪抗战爆发后，吉鸿昌冲破重重阻力，匆匆回国。1932年10月20日前后，吉鸿昌从上海抵达汉口以北的宋埠等地，以寻找和看望他的旧部官兵为名，试图拉出一部分队伍举起红旗，就近奔向鄂东北苏区，投入到中国工农红军的战斗序列中。 当吉鸿昌只身来到第30军军部驻地宋埠时，犹如一石激起千重浪，即刻引起不少故旧袍泽的惊恐不安。时任第30军军长兼第31师师长的张印相听说吉鸿昌到了宋埠，假装不知此事，慌忙跑到汉口办事处避嫌去了。第30师师长彭振山，只是匆匆见了一面，也转身躲到汉口去了。 吉鸿昌看出势头不对，便给第89旅旅长彭国桢去了个电话。彭国桢急忙由尹家河赶到宋埠，一见面就说：“总指挥，时机不成熟，你来有危险。你还是速离宋埠为好！”吉鸿昌进退两难，无奈地说：“我来做几天客，本想看望一下部队的伤病人员，谁知一个个都不肯和我见面。”彭国桢说：“你这位客人来得不是时候，谁敢接待你呀?事不宜迟，你赶快跟我走。” 于是，吉鸿昌便与彭国桢一起离开宋埠，到了40里以外的尹家河，暂且栖身于第89旅旅部。第三天，吉鸿昌叫彭国桢连夜去汉口，找张印相、彭振山作解释，并请他们回宋埠见上一面。谁知张、彭两人谁都不肯回宋埠，并说他们都不打算再干了，干也干不下去了。10月24日，三个人整整磨蹭了一天，就回不回宋埠的问题，一直僵持到晚上12点。就在这时，宋埠军部忽然发来了电报，说吉鸿昌总指挥将第30师第90旅由尹家河拉走了。彭振山师长首先慌了，急了，要彭国桢旅长和他一起往回赶，去追赶被拉走的部队。 原来，尹家河驻有第89旅旅部，该旅部队并不在此驻扎。这里的驻防部队是第90旅。因此，吉鸿昌就将第90旅拉走了。当部队抵达羊角山时，吉鸿昌又派联络副官燕鸿甲前去联络第88、第89旅，途中却被彭振山带领的手枪营拦路截住，后将燕鸿甲大卸八块，残酷杀害。与此同时，担任黄安（今湖北省红安县）城防任务的万耀煌部第13师第38旅第77团，于“10月25日开至桃花、尹家河一带，协助彭师部队前往招抚”（引自万耀煌部《鄂东剿匪战斗详报》）。彭振山率手枪营紧急追赶，遂将吉鸿昌所住山村团团包围起来，被仓皇拉走的部队又纷纷“倒戈”归队。激战中，吉鸿昌见大势已去，仅带随从数人突出包围，向鄂东北苏区境内急奔而去…… 有关这次兵变的日期和结局，国民党陆军第13师万耀煌部的《鄂东剿匪战斗详报》中有这样的记载：“10月25日，接彭（彭振山）师长电告：九十旅业经招抚归队，吉鸿昌仅带少数人逃去。”

二

吉鸿昌所策动的宋埠兵变，就天时、地利、入和而言，的确都是很不适宜之举。兵变之前，由于他事先没有与苏区党和红军取得必要的联系，中共鄂豫皖省委领导成员均不了解此事，当时也没有组织红军配合策应。兵变失败后，吉鸿昌一行数人潜入苏区，也是几经周折之后，才跟鄂东北道委书记郑位三、游击总司令吴焕先等人接上了头。郑、吴二人遂将吉鸿昌单独引见给省委书记沈泽民。沈泽民首先在长冲附近秘密会见了吉鸿昌，两人促膝交谈了一天一夜，从九一八事变、“一·二八”抗战后的国内形势，讲到反蒋抗日联盟的重大问题，包括吉鸿昌所亲历的潢川起义未成、宋埠兵变又遭失败的两次革命义举，都在秘密交谈之中。沈泽民还以“成败何足论，英雄自有真”这两句古诗鼓励他重整旗鼓，东山再起，独树一帜，反蒋抗日，并说如能在反蒋抗日旗帜下获得成功，将更能施展他的政治抱负和军事指挥才能。吉鸿昌对这位温文尔雅、学识渊博，当年在上海从事过新文学运动的省委书记，也一再表示敬重之意。

对于吉鸿昌一行，省委的接待是热情的，安排会见也及时妥当。省委常委郑位三、吴焕先、成仿吾等人，先后在长冲、檀树岗、箭厂河等地，与吉鸿昌进行过多次交谈。战乱岁月，鄂东北境内物资极为贫乏，每举行一次会见，都以花生、山楂、毛栗子等土特产品作为招待礼物，以表敬重之意。在鄂东北苏区逗留期间，吉鸿昌一行还参观过箭厂河的列宁小学、红军医院及某些简陋的工厂和作坊。然而，对于吉鸿昌一行的去留问题，省委成员经过反复商量，意见基本上倾向一致：热情接待，但不可收留。其中主要原因有这样三条： 一是红四方面军主力西去不返，苏区境内留下的红军队伍不多，红25军当时还没有重新组建起来，如果将吉鸿昌收留下来，不仅军事职务没法安排，同时也担心他吃不了红军的苦；二是由于吉鸿昌一再声称他是共产党员，但又没有党的组织介绍信和证明，省委既不便也不能将其接收下来，万一发现或审查出什么问题，如何是好?三是对这位名声显赫的西北军名将还信不过，省委个别成员甚至抱有怀疑和敌视态度。总而言之，就是要将其一行早日送走为宜。

可是，吉鸿昌却沉得住气儿，每日里不急不忙的，迟迟不肯离开苏区。这一次，完全不同于他昔日里化装成商人进入苏区“视察观光”，或率领所部作一次“武装游行”，而是冒着生命危险潜入苏区，他岂能随意离去?他当时发誓要做一名红军中的“马前卒”！

不久，红27军军长刘士奇、政委郭述申和第79师师长徐海东，经过50多天的东线转战，率部于11月24日抵达黄安七里坪附近。就在这时，省委特意安排徐海东与吉鸿昌举行过一次秘密会谈，主要目的还是说服和动员他们一行尽早离开苏区。会见时，吉鸿昌说：“我现在和你们一样，是共产党人了，可红军为什么不肯收留我?”徐海东直截了当地说：“吉总指挥，你就是带一个旅或一个师起义成功，打起红旗参加红军，也只能起到一个旅或一个师的作用。在这个时候，依我看你不如另拉队伍，独当一面，闹它个天翻地覆。我以为这个做法，比你留下干红军的作用更大，政治影响也大。”吉鸿昌也认为言之有理，沉思许久才说：“徐师长，如此说来，我必须尽早离开这里，另起炉灶才是！”两人握别时，吉鸿昌把他的一副“水晶养目镜”，特意送给了红军战将徐海东。

三

大约是11月底或12月初，即重新组建红25军之时，一天傍晚，新任手枪团团长傅春早奉命赶到省委驻地郭家河。省委书记沈泽民见到他时说：“傅大个子，现在有个新的紧急任务，要你去完成。” “什么紧急任务，我一定保证完成！”傅春早20岁出头，个头高大，像座铁塔似地挺立着。 郑位三在一旁呵呵笑道：“叫你护送一只‘鸡’，平平安安离开苏区，半路上可不能叫敌人抢走！” 傅春早听了直愣神儿，心想：一只“鸡”有啥了不得的，还值得派手枪团护送? 沈泽民当着身边的成仿吾说：“仿吾同志，你给傅大个子具体交代一下，我得抓紧时间起草文件。” 成仿吾时为省委宣传部部长兼红安中心县委书记。他将傅春早领到另外一间屋子，悄声地问：“叫你护送一只‘鸡’，你知不知道是怎么回事?”傅春早以为是护送转移苏区的“列宁号”飞机，便不由脱口而出：“是护送‘列宁号’飞机吧！”成仿吾忍不住笑了起来，他说：“那架飞机早已经拆了、埋了起来。我们所说的一只‘鸡’，就是国民党22路军总指挥吉鸿昌，你听说过此人没有?” “听是听说过……”傅春早这才晓得是怎么一回事。 吉鸿昌及其所统率的“鸡军”，鄂豫皖苏区军民都有所闻。1931年春，驻扎在潢川、光山等地的吉鸿昌军队，每在进入苏区“剿共”时，总是浩浩荡荡数千人马，如同“武装游行”似的，碰不着红军即一穿而过，碰上了红军朝天开枪，沿途丢下不少武器弹药。苏区流传着这样的民谣：“吉军到，红军笑，先丢机关枪，后扔盒子炮，都叫红军收下了。”因此，有人就把吉军称之为“鸡军”，说他们住在白区吃在白区，却把“鸡蛋”下在了苏区，让红军拣了不少便宜。 然而，这一次护送吉鸿昌离开苏区，对傅春早来说，却是个难以琢磨的秘密。他只知受领任务，保证完成任务，别的则不许多嘴过问。直到后来，傅春早也是只知其一，而不知其二。 成仿吾在向傅春早交代任务后，再三强调说：“你要记住，这是个十分秘密的任务，千万不可泄露出去。你们一定要提高警惕，把吉鸿昌安全护送出苏区。” 于是，就由傅春早带领一个便衣武装班，总共七八名红军战士，连夜从郭家河附近出发，执行这个特别护送任务。 吉鸿昌将军一行，临走时也不过四五人，其中有一名副官，一名勤务兵。他身着灰布大褂，头戴礼帽，脚穿布鞋，骑着一匹灰白色的大马。马背上，还驮有一个小包，里面装着新收获的花生、毛栗子。另有一匹马驮着不少行李包裹。其他几个随行人员，全都身着便装，徒步行走。时值初冬，天气寒冷，他们每人身上都加了件小棉袄。傅春早虽然不了解内情，但从吉鸿昌的神色表情上可以看出，他的情绪不怎么好，板着一副很不高兴的面孔，心里似乎也很生气。临出发时，吉鸿昌还在说：“我九死一生来到苏区，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只好回家去哟！”这些牢骚话儿，完全是出于没有被红军收留的缘故。省委决定将吉鸿昌一行护送出苏区，其中的真情实况及其用意所在，的确不被一般人所知，傅春早当时也只是有所察觉而已。 当时选择的护送路线是：从光山县郭家河（今属河南省新县）附近出发北上，护送到罗山县境内的周党贩。当天晚上，在路过叶家大湾休息时，吉鸿昌小声问道：“大个子，你今晚负责护送我们，你们可知道我是谁?”傅春早一笑，念了几句顺口溜：“吉军来打仗，枪口朝天放；丢下枪和炮，送给共产党。”随后才挨着将军的耳朵说：“你就是吉军的总指挥！”吉鸿昌听了喃喃自语道：“丢下枪和炮，送给共产党……共产党……”说着，他忽然从马背上掏出一百枚银元，顺手交给傅春早说：“我是个新党员，你们红军不肯收留我，我就交纳一百块大洋，算作我的党费吧！”并让接收人傅春早给他开上个收条。傅说他不会写收条。吉鸿昌就打亮手电筒，让那位随从副官代写了收条，然后叫傅春早在上面按个手印。 天将蒙蒙亮时，他们到了周党贩附近的五座楼。周党贩系罗山南部重镇，公路四通八达，当时驻有国民党军队和地方民团。于是，傅春早就向吉鸿昌报告说：“吉鸿昌同志，过了周党贩，北面不远就是竹竿河，我们不能往前护送你了，请你一路上多加小心，注意安全……”吉鸿昌急忙跳下马背，紧紧握住傅春早的双手，连声说：“谢谢，谢谢你了！”沉思片刻又说：“我这次来到苏区，党和红军的各位领导，不是叫我总指挥，就是称呼我吉先生，省委书记还用俄语称我将军阁下。大个子，你能叫我一声同志，我谢谢你！我们过去虽然不曾相识，今夜一见如故，大个子同志！”傅春早情不自禁地又喊了一声： “吉鸿昌同志！” 临别时，吉鸿昌急忙又脱下他身上的灰布大褂，换上傅春早穿的一件粗布衣服，打扮成普通老百姓，这才一步一回头地向北走去。 这一晚，傅春早和一班便衣武装，终将吉鸿昌一行护送出苏区。完成任务后，傅春早把吉鸿昌交纳的100块银元党费，如数转交给了成仿吾，并口头报告了有关情况。傅春早与吉鸿昌的一面之缘，久而久之，也成为记忆中的一页秘史。1985年10月，笔者在河南新县采访傅春早时，这位当年的红军手枪团团长——1955年被授予少将军衔的老将军，道出了这一鲜为人知的往事。 （原载《军事历史》2004年第二期） （作者系原兰州军区政治部创作室创作员）

抗日名将吉鸿昌

余金霞

吉鸿昌，1895年10月18日出生于河南省扶沟县吕潭镇一个贫苦农民家庭。受父亲影响，吉鸿昌幼年即具有爱国思想。

1913年秋天，不满18岁的吉鸿昌弃学从戎，投入冯玉祥部当兵。当外国人都在歧视中国人的时候，吉鸿昌在自己胸前挂上“我是中国人”的牌子，真可谓是爱国名将。因骁勇善战，屡立战功，从士兵递升至军长。1930年9月，吉鸿昌所部被蒋介石改编后，任第22路军总指挥兼第30师师长，奉命“围剿”鄂豫皖革命根据地。1932年，吉鸿昌加入中国共产党。吉鸿昌说：“我能够加入革命的队伍，能够成为共产党的一员，能够为我们党的主义，为人类的解放而奋斗，这正是我毕生的最大光荣。”1934年11月24日，经蒋介石下令，被杀害于北平陆军监狱。

面对“立时枪决”的命令，吉鸿昌镇定安详地向敌人要来纸和笔，挥笔疾书，写了自己坎坷曲折而终于走向革命道路的一生，历述蒋介石祸国殃民的种种丑行。在给夫人胡红霞的遗嘱中写道：“夫今死矣，是为时代而牺牲……”吉鸿昌披上斗篷，从容不迫地走向刑场。他用树枝作笔，以大地为纸，写下了浩然正气的就义诗：“恨不抗日死，留作今日羞。国破尚如此，我何惜此头！”

吉鸿昌声色俱厉地对国民党喝道：“我为抗日而死，为革命而死，不能跪下挨枪，死后也不能倒下，给我拿把椅子来！”吉鸿昌又命令道：“到前面开枪！共产党员要死得光明正大，决不能在背后挨枪，我要亲眼看着蒋介石的子弹是怎样打死我的！”当特务在吉鸿昌面前颤抖着举起枪时，他振臂高呼：“中国共产党万岁！”“打倒日本帝国主义！”“中国革命万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