作为原籍农村、上了大学、曾进入国企从业、并以多种身份去国内多个地区打拼的中年人，我对最近几十年国人身份和职业的快速衍变进程，着实感慨至深。

20世纪70年代中期，我开始记事时，老家还在农村里，农民就是农民，一年四季面朝黄土背朝天，城里人、工人、干部成为农民十分艳羡的对象。毕竟，有着城镇户口的居民，至少每月有国家供应的粮油。那时，我父亲在外工作，因此我家在村子里算是比较好过的家庭，一家人一年四季不饿肚子，队上招待外来客人，一般也选在我家。

20世纪80年代初，一些头脑灵活的农民逐渐外出跑生意、寻活计，城镇户口、正式工作、干部身份依然是一些农民稀罕的“宝贝”，农村学生普遍以能考进中专、大专为荣。八十年代末期，我考入省城高校，转户口、进省会、毕业包分配，一时可谓洋洋得意。

我分回老家县的一家国营企业，进入总厂机关“坐办公室”，拥有了受人羡慕的干部身份。那年月的企业，划为多个等级，依次为国企、集体企业、乡镇企业、私营企业等等，国企自然最受关照，国企职工捧“铁饭碗”，颇受社会追捧。那时候，国企职工又划成多种类型，有临时工、正式工之名，有合同工、固定工之别，更有干部、工人之分。国企职工确有吃“大锅饭”之嫌，工作内容多半不饱满，当时有人描述为“上班如拖纤 下班如射箭”“五人干三人的活”“一杯茶一根烟，一张报纸看半天”。

1992年以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逐步推进，国企成为独立经营的实体，一些国企开始面临困局，被迫进行改革。那时，我所在的国企由于不太适应市场形势，经营状况下滑，职工人心不稳，最多的时候，企业拖欠职工4个月工资。企业调整了领导班子，改换了经营机制，实行模拟市场运算，打破干部职工身份，大量裁员分流，职工持股上岗，我考虑再三，离开了企业，不要户口和档案，外出奔波闯荡，自此走上另类的人生之路。

刚出来的时候，我到某省某中等城市推销过药品，设法讨好各小诊所、药房，却常遇冷脸；没多久，我转行促销过书籍，随身带着彩色宣传页，伺机进入各单位、机构、办公室，得到的回应往往是“不需要”“暂时不需要”；我还进入一家新成立的报社，当了几个月的“记者”和业务员，没有重磅消息来源，也没拉到多少报纸客户和广告客户，业绩不够格，只好走人；一位朋友介绍我进入一家私营加工厂当技术员兼操作员，我在这里干了半年，订单多时，我还要上“三班倒”，有时连续上两个班，身体吃不消，我还是辞职了。

转眼来至世纪之交，国内高校扩招，社会掀起了知识热潮，我跟随热流，拿出了两年时间提升自己，报考了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同时又参加了法律专科自学考试。清晨，我常从熟悉的水果、蔬菜商户那里进点货，摆在工厂家属区零卖，上午有时出来接点零活，下午、夜晚，我便待在狭小的出租屋努力学习。因为缺钱省钱的缘故，我舍不得买参考书、辅导书，便频频跑去书城书店蹭书看。其间，2000年年底我去北京海淀区待了一个月，到北京几所著名高校听了一些讲座，找了一份在一所计算机培训学校兼职的工作。我继续学习，并先后给几位中学生辅导英语、数学。这两年多时间里，我顺利拿下自考法律专科文凭，且仅仅耗费400多元人民币。2002年9月，我前往上海杨浦区待了一个月，见识了几位老乡的谋生境况，参观了沪上几所名校，我转身来到了以高校众多而闻名的某省城，找寻了高校集中地的南郊，租房办起了自考辅导班。同时继续参加注册会计师执业资格考试，还报名参加了注册税务师考试，经过三次考试，我终于考取税务师资格。

后来，我以此经历，应聘某民办高校教师，带了两学期的财会课程。2010年夏，我注册一家电子器材公司，与一位朋友合伙经营二手电脑、手机、相机。2012年秋，我抽出资金，与一位朋友合开了一家饺子馆。

近些年里，我主要做网络推广业务，做广告、写文稿，经营自媒体，针对中小微企业开展企业文案服务、法律和财会业务。一台电脑联世界，自个儿相当于经营几家微型企业，操作多个项目。近期我又在尝试新营生。

我自己都没想到，短短几十年光阴，我会有这么丰富的经历，进入了多个领域，参与了多种事情，从事了多门职业，到访了多座城市，逐步提升个人的社会地位，真是让人感慨不已，我感谢祖国为我们提供了越来越宽容的大环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