杨泽文

阅读，让我避免终其一生都只在物质生活的层面上打转；而精神生活的富有，则让我保持内心的澄明与生命的自信。

多年后的今天我都认为，从新中国成立至1966年，是我国长篇小说创作出版的一个黄金时代。不少作品以满腔热忱和质朴的表现方法，反映和讴歌了土地革命战争、抗日战争、解放战争及社会主义建设等不同历史时期我国人民艰苦卓绝的奋斗历程和蓬勃向上的精神风貌，以至深刻地影响了几代中国读者。

20世纪70年代初，我在乡村小学读四五年级时，凭借一本新华字典的帮助，竟然读完了繁体字版的长篇小说《战斗的青春》《林海雪原》和《苦菜花》三部作品，从此培养了自己的阅读兴趣和阅读习惯。后来进入县城读中学之后，先是在学校图书室借阅了《青春之歌》《红岩》《红日》《红旗谱》《创业史》《山乡巨变》和《保卫延安》等十余部红色经典，然后开始阅读（前）苏联的文学作品，比如奥斯特洛夫斯基的《钢铁是怎样炼成的》、高尔基的《母亲》、波列伏依的《真正的人》、法捷耶夫的《毁灭》和《青年近卫军》、绥拉菲莫维奇的《铁流》等等。这期间，还有幸读到了两部新长篇小说，一部是魏巍的《东方》，另一部是张扬的《第二次握手》。

20世纪80年代开始，中国的“新时期文学”出现了百花齐放和百家争鸣的良好局面，整个文学界可谓盛况空前，佳作迭出。记得当时我阅读过的长篇小说有周克芹的《许茂和他的女儿们》、莫应丰的《将军吟》、古华的《芙蓉镇》、李国文的《冬天里的春天》、李准的《黄河东流去》和张洁的《沉重的翅膀》。尽管当时在远离故乡的城市求学，父母所寄的生活费有限，但我还是能通过节省其他开支来购买文学经典作品。像《简·爱》《复活》《红字》《苔丝》《红与黑》《茶花女》《包利法夫人》等重新再版的外国文学作品，几乎都是依靠压缩伙食费来购买收藏的。虽然生活在一个清贫的年代，但阅读让人感到了另一种“富有”，以至于师范毕业后我很乐意地在一所乡村中学度过了三年幸福时光。这期间，我阅读了柯云路的《新星》、苏叔阳的《故土》、霍达的《穆斯林的葬礼》以及路遥的《平凡的世界》等多部长篇小说。其中《平凡的世界》对我心灵的震撼最大，对我思想的影响也最深。一个人身处平凡的世界，苦难与艰难其实并不可怕，可怕的是没有梦想，安于现状，缺少追求与奋斗的勇气。

20世纪90年代初，我终于在远离故乡的一座城市得以安身栖居。一份与文字打交道的职业让我衣食无忧，而不断购进的文学书籍则让我避免了精神饥饿。作为一个民间阅读者，对于那些不断出版中外优秀文学作品的出版社，我心生感激与赞赏。其中地处广西的漓江出版社可谓气派十足，竟能组织策划出版“获诺贝尔文学奖作家丛书”，将1901年至1991年跨时近一个世纪的88位获奖作家的代表作奉献给广大读者。而浙江文艺出版社也不甘示弱，隆重推出了“外国文学名著精品”系列丛书，将十八世纪到二十世纪80年代末最有影响的外国作家的代表作品“一网打尽”。令人意外的是，地处西南的云南人民出版社则隆重推出了“拉丁美洲文学丛书”，首次将拉美一大批当代优秀作家的作品介绍给中国读者，其中就有享誉世界文坛的马尔克斯的《百年孤独》和阿斯图里亚斯的《总统先生》。可以说，仅仅这三家出版社推出的外国文学作品，就足以让我的阅读视野，在20世纪90年代里显得异常开阔。

进入新世纪之后，中国的图书出版业空前繁荣，广大读者的阅读速度已经远远赶不上图书出版的速度。而我的阅读兴趣也随之发生了变化，阅读的重点开始转向关注环境、关爱生物和倡导自然伦理观的作品。比如卡逊的《寂静的春天》、法布尔的《昆虫记》、利奥波德的《沙乡年鉴》、梭罗的《瓦尔登湖》、巴勒斯的《醒来的森林》等等。正是通过对“绿色经典”的大量阅读，我才愈来愈明白：人类只有通过警醒和反思，努力从“工业文明时代”向“生态文明时代”转变，实现人与自然的和谐，确保人与自然的同存和共荣，才会有光明的坦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