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的爱

一

1983年，经过一年的复习，我终于考上大专,这意味着我这个农村娃从此端上铁饭碗。

高考成绩出来的那几天，我感觉像是在做梦，不敢相信考上的结果。不但没有喜悦，心里还多了几分担忧。以我平时成绩，考个中专都很难，英语正常20分左右，高考却稀里糊涂得了60多分。不知是阅卷老师搞错了，还是超常发挥。总之，我的英语能考60多分，了解我的没一个人相信。在焦虑和不安中，8月底终于等来了录取通知书。看见百泉农专几个铅印大字，我才从梦中醒来，如释重负。我真的要离开农村了，我真的要上大学了。

我的家庭有必要介绍一下：父亲在县里工作，是一名普通职员；母亲务农，兄弟四人我是老大。我上中学时农村还是集体经济年代，土地没有承包，大家一起干活，年终按出工量、劳力强弱、人口多少分配粮食。像我们家只有母亲一人干活拿工分，要领取人头粮的话，就需补交差价，那时叫打款。

每到这个季节，母亲夜晚就睡不着觉，翻来覆去地操钱心。我印象中每年打款一百多元。父亲在外工作，工资低，花钱大，没见往家里拿过一分钱。筹钱的事自然落在母亲的头上。那时母亲年轻，三十岁出头，能吃苦，出力比壮年男人还舍得，里里外外忙活，我们庄没有人不夸奖佩服她的。但一个弱女子要挑起全家的重担，四个孩子嗷嗷待哺，情形是可想而知的。

打款的日子临近了，母亲含泪将家里喂养的一头猪和几只鸡拉到集市上卖掉，再东拼西凑筹些钱，足额交到生产队。全庄人皆大欢喜，准备迎接新年。日子就这样，年复一年，全家人好像为打款而活着。

二

我在和别人闲谈时偶尔扯到过去，我说我七岁会做饭，八岁贩黄豆卖萝卜，奔波在信阳与新郑之间，没人信，连儿子也说我吹牛。苍天在上，我用良心担保，绝无假话。经历过走南闯北的苦楚，我对经商贸易之事不屑一顾。有一年放牛，我大概十岁左右，从牛背上摔下，牛角正好顶着心窝，当即昏死在水渠里，几个小时后才醒过来，旁边没一个人。如果渠里有水的话，必死无疑。如果的如果，也就没有了后来英语60多分的不安和上大学的惊喜，也没有今天的回忆和伤感。

农村的日子苦不堪言，三十多岁的母亲已有几许白发。那一年父亲不知是受到高人点拨还是路人忽悠，触动了内心最脆弱的一根神经，做了他一辈子最正确、最得意、最有成就感的一次抉择，决定把全家搬到县城，逃离农村的苦难煎熬。

从老家到平镇，不足六十华里，但对我们家来说，堪称二万五千里长征，是翻越高山跨越大河的一次征程，称得上伟大的迁徙，有决定性意义。一个农村妇女带着高高低低一群“小和尚”娃浩浩荡荡开进县委大院，成为当年县委最“亮丽”的一道风景线。我们住在县委筒子楼里，两间房，一间是父亲分的，另一间是借用的。我们的到来打破了县委大院的安宁，也引起父亲同事的围观，他们或组团，或结对，三三两两来看，嘴上称赞为人父为人母的不易，夸奖我们如何聪明伶俐，长大后前途无量，心里却充满鄙视和不屑，最多是同情和怜悯。看着他们评头论足，无休止地盘问，我恨不得找个地缝钻进去。

父亲照常上班，不知他当时的心情。我猜他肯定顶着很大的压力，在同事眼里毫无尊严。我们几个躲在一间小屋里，内心充满着对城市的恐惧和不安。没有人能感受到日子在变好。家里唯一的喜悦是我考上了大学。

老幺蹒跚学步，戴个破军帽，一刻也不安分。伸个小手到处乱抓。每次想去开门，都遭到母亲严厉呵斥。我和二弟实在难忍，趁母亲收拾房间的机会，伸手打开门，溜之大吉。

今天，我们已融入城市生活，适应了城市节奏，享受着城市的喧嚣和繁华。但我骨子里还深藏着小农意识，狂妄中透着自卑，憨厚里带着狡黠，行事唯唯诺诺，不可能担当重任。

三

我上大学走的前一天晚上，家里设了饭局，哪些人参加不记得了，我只记得一个舅爷给了我十块钱，嘱咐我好好学习。我从小就很佩服他，个头大，说话底气足，财主似地见人就要请客，我以为他有万贯家财。他给我十块钱，我不但佩服他，还怕他，从此我欠他十块钱，按驴打滚、利滚利，现在已成巨额债务。但这是他和父亲的事，与我无关。

第二天一大早，父亲带着我和一只皮箱、两床老棉被，踏上求学之路。我清楚地记得，临行时母亲还煮了十来个茶鸡蛋，她不住地抹眼泪，但没有只言片语的叮嘱。三个弟弟在床上熟睡，我背着行囊急匆匆走出房间，竟没有半点感恩和不舍之情，走就走了。

我和父亲相差十几岁，我记事时他还在队里当副队长，干些打铃催工、放水护秋的活，因为文笔不错，后调到县委搞宣传。在我眼里，他从没有享受过父亲的待遇。我打从小时，就看不惯父亲的单纯和自信，他总是对未来充满浪漫，一往无前地告别过去。他的重要性、关键性、迫切性只有他自己知道。父亲要看见我对他的评价，要毁他三观，当然这也可能是我个人的偏见。

艾青曾说：为什么我眼里常含泪水，因为我对这土地爱得深沉。我和父亲没有两样。爱得越很，论得越真，这就是血脉亲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