李杜诗

我对文学和书法的喜好，缘于我的父亲。

文革中期，父亲因“右派”在外乡遭欺辱，便举家由信阳县吴家店乡（公社）迁回祖籍邢集乡李大塘村落户。

村中识字人不多，善书者更少。父亲在划“右派”之前就是本县的知名老师，因写讽刺时事的小文章而错划“右派”。父亲懂古文，善诗词，喜书画。劳作之余从未间断临池。老屋的土墙上，长年悬挂着父亲画的山水和用草书书写的毛泽东诗词。那时，在乡下我家算得上“书香之家”了。

记得暑假的一天，一位跛足乞丐讨荒到我家门前，向堂屋探首，咋见满壁字画，好不惊叹。随后用手中的秃毛笔在堂屋大门上题诗一首，便悄然而去。遗憾的是题诗内容因我那时还小，懵懂无知、不解其意而遗忘。

在卧房午睡的老父，起来见其“诗作”，忽有所悟，责骂我们孩子“不谙世事”，没有对乞丐施舍和善待。他便追逐村外把那位神秘的乞丐又请回来，他们对坐在门前的老槐树下促膝长谈直到夕阳西下……事后方知此人乃是开封师专（今河大)中文系讲师，亦因错划“右派”，妻离子散，在库区劳动改造时，山石滚下来砸折了腿。为此事，父亲几日沉默不语。

父亲常叹，百无一用是书生！下放农村时，他肩不能担，手不能提。割麦子“扛岭”（落人后），插秧“吃葫芦”（被包围），别说犁田耙地了。他的一言一行常是村妇们讪笑和讥讽的“谈资”。倒是村中有几个识字的村民聚到一起干农活时，围着他的屁股后乱转，听他讲故事、谈时事，弄不懂他肚里为啥那么多墨水。

每当政治运动来临，公社或大队，常派父亲在街头、学校、大队部等公共场所墙壁上办宣传专栏、刷标语、画毛主席像。为了表现，父亲不计报酬（那时也没有报酬），即便如此，他也乐此不疲。画到满意时，他沟壑纵横的脸上常会露出平日难见的会心微笑。那时我常拎着颜料桶，跟随其后打下手。在我幼年的记忆中，父亲俨然是一个“大书画家”。

父亲唯恐“文墨”失传，八岁时教我把笔写字，从那时起，我经常“涂墙画壁”，埋下喜好书法的情结。我每写一篇作文，他都要反复修改多遍，方可誊写在作文本上。为了躲避他的“审核”，作文不敢带回家，上交老师敷衍了事。

春节来临，前村后寨求春联的人络绎不绝，挟着红纸来到我家。老父从不辞言，自备笔墨，仿佛有了用武之地，大显身手的机会到了。父亲写累了，趁他休息之际，我情不自禁地提起毛笔，学着他的样子，挥洒起来，父亲在一旁抽着水烟袋，眯着眼睛，任我表现，还不时鼓励几句，我便不知天高地厚地飘飘然了。

但是有些识字的人家或亲朋好友索求春联，他是绝对不让我“染指”的。他要亲自撰书春联内容，不用陈词滥调。尤其是自家的春联，他总要在夜阑人静、青灯孤伴下，挥毫泼墨，抒胸达意，用最得意的笔法，把它表现出来。

自家的春联是父亲自撰的“嵌名联”。父亲，讳名“公布”，联曰“公论足以伏强暴，布衣毕竟熬绮罗”，横批“李桃满天”。母亲，郭姓，讳名“符真”。联曰：“符信照肝胆，真理辨是非”，横批“郭外春色”。这两副嵌名联，一用二十年不变。一次母校的一位领导在我家酒足饭饱后，看到春联，回去密告管文教的公社领导，暑假教师学习班上，母亲受到大会点名批判，并冠之以反党反社会言论。

母亲及子女怕事，劝父亲更换春联内容。父亲正言厉色，置之不理，依然故我地照用老对联。直到粉碎“四人帮”后，父亲平反昭雪，恢复工作，举家搬迁明港二高后，我家的春联才用书店的印刷体取而代之。

流年似水，父亲大去已二十三年矣。他的音容笑貌、举手投足深深烙在我的心田，作打油诗一首，以缅怀父亲。

堪怜先父命乖舛，

年逾半百打薪柴。

朝披霜月千山走，

晚挑血阳万壑哀。

茅草一担换米煮，

诗书满腹无处卖。

白首终有冰融日，

冷落门前弟子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