姚瞩
寒风凛冽的北京南礼士路街头，一位高个红裙女士在向路人卖花——眼光乞求、神态愁苦，仿佛世界正在坍塌。
雪花飘荡下的这条人行道上，眼前都是棉衣紧裹、口罩遮脸匆匆赶路的人们。风在吼，雪在飘，空气在咆哮，唯有女士手中的花儿依然娇艳地等待着主家的到来。这画面宛如花与她一道坚守着希望的曙光。
三个小时过去了，她手中的花枝从一百变成了五枝。骤寒的气温下，尽管她不断抖落身上的雪花，以彰显红裙的柔怜，可发紫的嘴唇、瑟瑟的双臂、颤抖的双腿都泄露了她坚持的极限。
雪寒终于将她逼进了地下通道，这里是她暂歇之处，相对的温暖让她逐渐回复了常态。
她套上粗布大衣，甩了甩一头浓发，那张在僵硬中慢慢恢复的脸，显现出和大衣一样的粗糙质感。她取下假发，原来是光头，再细细打量，面颊还有胡须的痕迹。笔者的瞳孔放大定格了良久。
“可以问一下，你是谁？”
“董大”
“为何这身打扮？”
“装扮女士，博社会同情，为孩子看病。”
“怎会想到男扮女装？不怕被人笑话？”
“这不是耻辱，也不是高明，这是天大困难的逼迫。”
“今天卖花，赚到了多少？”
“第一天只卖一枝，后两天还是这个惨状。于是我急中生智，花血本买了件200元的红裙，装扮成女人，为孩子向社会祈福。这不，换装后我一天可以收入三百元。”
“孩子治病的钱还差多少？”
“差多了。目前的我，只能赚一点是一点，积少成多，比没有强。”
笔者还想继续采访，可他转身又回到街道上的风雪中。他的孩子和他的债务让他刻不容缓。
去年末，五岁孩子突然高烧不止，昏迷不醒。刚刚从地里忙碌回来的董大，啥也不说抱起孩子去了县医院。一天、两天、三天，孩子醒了，医院说，情况危急，必须转院。
到了市区大医院，诊断结果仿佛雷劈一样击倒了身强力壮的董大。孩子得了T型淋巴母细胞淋巴瘤。这病不仅听上去特殊，治起来特殊，花费更加特殊。医生说必须上北京。
董大带上所有存款，和妻子一道坐上了开往北京的列车。
北京十平米的地下室里，妻子一边做饭，一边泪如雨下。董大的心已经搓揉成一地摔碎的玻璃渣。两个月的时间，夫妻俩用光了所有积蓄，还背上了14万元的沉重债务。
好在孩子的病正一天天稳定且正在好转，董大顾不上困苦，他只有出去赚钱，才可能将希望的曙光可怜地点亮。
北京南礼士路上，从此多了一道“街景”——红裙的男人在严寒中卖花。
北京的首善给了董大无尽的帮助。寒流过去了，阳光在和煦地出场。
街道办、肿瘤中心医院、区共青团，还有无数的市民、过往的街民，都向这位不放弃的父亲捐出了15万元的现款。
董大的坚韧终于换来了社会的回报。
手术当天，笔者跟了进来，一切停当，唯有妻子的心仍旧忐忑不安，妻子的脸仍旧搓揉成褐。
医生把董大请进医办，一纸签字让他双手颤抖。医生说，是这一行，请签字。
一笔一划的“董大”签上了。有人多嘴：“孩子姓胡，不跟你一个姓？”“是的，我是继父！”声音不大，笔者和医生全听得清晰。
骤然，医生办公室的空气凝结了，大家向董大投来了热泪和敬意。
董大看出了大家的不解，只轻淡地说：“我确实是孩子的继父，可我正在把‘继’字从孩子的心中永远抹去！”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