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驾鹤西去快三年了。说说他老人家的恩,道道他老人家的爱,述述他老人家的德,成了萦绕我的心事。
一
人的生命是父母给的,每个人的成长过程中都可能遇到大大小小的坎,我就遇到过几次大坎。在我三四岁时,正赶上河南省“哲学的跃进,跃进的哲学”膨胀显现期,信阳专区按党史的说法是“粮食征购透底,食堂停火断炊,农村人口大量非正常死亡”,我的家乡光山更甚。当时我全身浮肿,脱肛严重,父母亲从食堂打饭,打来的米饭给我吃,他们吃菜喝水。后来食堂一粒米也没有了,许多人饥肠辘辘,一饿就是二三十天。记得当时我扶着家中的破柜子对母亲说:“妈!我再也不吃菜根了。”因为菜根太苦,实在咽不下去,可到最后连菜根、树皮都被吃光了。眼看着我会饿死,父母亲冒着被批斗的危险,毅然送我到二爹家。我朦胧记得,临走时母亲含泪说:“去吧,不然都死了!”父亲背着我走了三天才到信阳,坐上南下的火车。到广州后,父亲不说家乡详情,把我托付给二爹就立即回家。二爹看我当时身体状况不妙就带我去找医生,医生说:“不用治,连喝米汤半个月,千万不要吃干的!”二爹二妈按照医生嘱咐做,我终于从死亡线上走过来。
人的生命是坚强的,也是脆弱的,关键时刻就在旦夕之间。1975年初,还是大集体时期,我从部队回到乡下,因身体虚弱,加之拼命干活,我累倒在田里,当时如不抓紧治疗,就会有生命危险。父亲赶紧请人把我抬到公社医院,并在病床前守了我三天三夜,直到我痊愈。我在公社、县市工作时身体一直不好,后来又得了一场大病,父亲最不爱求人,但为了我,60多岁的他四处求医,到处寻药,为我调养,使我的身体尽快得到康复。
二
我感到父亲对我倾注了所有的爱,从我上学起这种爱就一直没有中断过。父亲深知学生时期的寒窗苦,即使自己再拮据,我的学杂费都是班里最先交的,我没有停学之忧,父母亲把全家舍不得吃的鸡蛋卖了,我学习用具都能得到保证。文化大革命开始后,许多家长认为在学校学不到什么,不让小孩继续上学,父亲却认为,读“老三篇”也能学到文化,即使学工学农也能学到知识。实践证明了他的远见,我那时读的文章以及在学工中学到的柴油机原理等,在部队和以后工作中都派上用场。这样,我念了六年级、七年级,并与五年级学弟们一起,成了大队首届戴帽初中的学生。父亲对我学习上最支持,我从部队回来当民办老师时,他支持我上师范学校,在我教高中时支持我考大学,使我幸运地成为77级大学中的一员。
随着自己一步一步成长,越来越认识到父亲的情之切爱之深。父亲是抗美援朝应征入伍并多次参战,我们兄弟姊妹都为父亲感到骄傲和自豪。父亲深知部队的优势,执意要让我在解放军这个大熔炉里锤炼成长。在我13岁时,父亲听公社人武部部长说有一个参军指标,就连夜从公社回家,与另一位叔叔一起带着我,冒着凛冽的寒风,走了20多里丘陵小道,凌晨5时才到县城,不知是因为我身体不好,还是年龄太小,我参军的梦想未能如愿。1970年底,父亲继续鼓励我当兵,当时部队招兵的首长想让我当通讯员,父亲就决定让我这个15岁的少年加入解放军行列。尽管我复员回乡了,但是部队让我学到一些数学、物理、语文、政治等知识,我感谢父亲和部队让我在爱中长大,我永不会忘!
三
父亲寡言少语,他用自身的行动教育影响着我们兄弟姊妹及家人,他的高尚品德体现在他的行动中。父亲仗义疏财,改革开放前,在我家最困难并且多次向别人借粮吃饭的情况下,父亲对讨饭的都特别照顾,他常说,如果有饭吃,谁还出来要饭?家中来了驻队干部等客人,即使向邻居借鸡蛋、豆筋等,也要接待好。在单位听说同事有难,父亲都全力帮助,直到他退休多年,过去的老朋友陷入贫困,他仍给予接济。父亲对一些以大压小、倚强凌弱等欺负人的事都秉公直言,不少农村邻里之间的纠纷都来找我父亲,他每次都依理处置。
父亲好学不倦,他是在抗美援朝训练和战斗空隙中靠勤学苦学识字的,多年来对报纸都用心看,老了就戴上老花镜看,老花镜换了一个又一个,度数不断增加,但他的爱好依然不变。父亲是较早买收音机的,工作之余除了看报就是听收音机,并且一听就听到深夜,有了电视后,他基本是看中央和省市新闻频道,在谈到国家、省、市大事时,父亲知道的非常多。
父亲忍辱负重,他6岁丧父,8岁丧母,家中弟兄五个他排行第四,解放前所受的苦难可想而知,他咬牙承受。在大队和单位工作时,都有不同的矛盾和问题,特别是受到不公正待遇时,从不把困难和苦衷转移给家人和别人。父亲老了,落下支气管炎和慢阻肺等疾病,有时身体肿得针扎不上,他都默默地忍受着。在临终的前一天,医生插导尿管时,我妻子看到他面部表情痛苦,就问:“爸,要痛您就说声。要不,咱就不插了吧!”他大汗淋漓地说:“没事!”当得知父亲的病已回天无力时,我用电话哭着向母亲禀报,母亲宽慰我说:“你父亲也一直想再见见你们兄弟姊妹,现在都见到了,他的心愿实现了!”是啊,父亲就是这样,让我们后辈少了奔波之累,他却承受着巨大痛苦,甚至付出了生命。父亲,身为您的儿子,我为您的一生自豪,作为您的子女,我永远怀念您。(刘田)