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苏井观，原名苏炳达，字静观，1905年3月出生，河南省潢川县人。1927年年冬，从天津海军军医学校毕业，拒绝在国民党军队里做医官，返回潢川，同好友徐典吾、曾香亭在城关开设三友药房。大革命失败后，毅然加入中国共产党。1929年年初，因参加地下党领导的年关斗争身份暴露，离开潢川转入鄂豫皖苏区工作，先后任刘家园红军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总医院院长等职。1932年5月，“肃反”中被错误地定为“反革命”，关押45天，停止党籍一年半。被释放后，他说：“我问心无愧，没有什么对不起党和革命的地方。这次侥幸免于一死，留得青山在，我还要为党为革命继续奋斗下去。”
1932年10月，苏井观随红军四方面军转战川陕，任川陕苏区总医院院长、红四方面军卫生部部长等职。长征途中，两爬雪山，三过草地，历尽艰辛。红一方面军与红四方面军会师后，张国焘分裂红军，另立“中央”，苏井观是有所抵制的。当时的军委总卫生部部长贺诚，曾经同张国焘作过斗争，在1964年5月回忆说：“苏井观在红四方面军工作时，在政治上未跟张国焘走。”
无论在鄂豫皖或川陕苏区，在作战当中为了多抢救伤员，苏井观常常奔赴战场，在枪林弹雨中置自己生命于度外，紧张地为伤病员服务，从不叫苦，从不叫累。有时在紧张情况下，他自己带头抬担架，一抬几十里路。在治疗中他总是兢兢业业，从不马虎，对阶级兄弟抱着高度负责的态度。每当他为伤员取出一粒子弹、救活和治愈一名同志，就感到为革命事业增加了一份力量，是莫大的愉快。
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苏井观任八路军医院院长、中共中央军委总卫生部部长等职。在胡宗南部队进犯延安的时候，他奉命把部队的伤病员由河西运往河东。当时的形势非常紧张，运输条件又十分差，伤病员多，时间有限。他亲自到黄河边组织抢运，几天几夜不休息，终于把全部伤病员送到河东，胜利地完成了任务。
新中国成立后，苏井观任中华全国总工会医务工会工作委员会主任、卫生部副部长等职。
1950年8月，全国第一届卫生会议召开。在会上，苏井观特别强调卫生工作者要讲团结。他说：“团结的范围应包括一切卫生人员在内，我们团结有一条明确的原则——以人民需要并为人民服务为基础。”他还教育广大卫生工作者：“为着工作，我们愿意接受别人的指教和批评。为着工作，我们也愿意提出我们的意见和批评别人。我们最关心的是工作好坏而不是个人得失。”他要求别人做到的，首先自己做到。
毛泽东主席曾赞扬苏井观：“你的长处是能团结干部。”的确，苏井观很重视干部问题，注意培养、爱护和团结干部。1937 年4月，西路军余部在甘肃西部红柳园最后突围，苏井观冒着被敌人骑兵击中的危险，嘱咐两名医官拽住他骑的马的尾巴，驱马慢跑，一齐摆脱了敌人。50年后，当这两位老红军——海军卫生部原部长肖邦宁和林业部陈浩萍，分别谈到这段经历时，都止不住流下了感激和怀念的热泪。平时在工作中，苏井观总是信任部下，让他们放手大胆去干，使大家能够充分发挥才能。他的老部下、中华医学会原秘书长傅一诚回忆说：“苏井观部长在认识、使用干部上是使人信服的。在他身边工作过的干部一致认为，他信任干部，能充分发挥干部的作用，关心干部的进步。在他身边工作心情舒畅，进步快，很幸福。”
苏井观在献身卫生事业几十年中，曾经有过改行的念头。那是1948年初解放战争即将取得全国胜利，各方面需要干部，他又有从事外交工作的条件，就向毛泽东、周恩来和任弼时提出了自己的想法。但是，毛泽东答复说：“改行可以，60年后。”毛泽东又问苏井观：“你今年多大岁数了？”苏井观回答：“42岁了。”毛泽东说：“所以我说，你再干60年再改行，并不晚嘛！”说罢，毛泽东与周恩来、任弼时都大笑起来。三位中央领导人都不同意他的请求，而是鼓励和支持他继续领导全军卫生工作。他也就打消了改行念头，全力以赴地从事卫生领导工作。新中国之初，周恩来总理想到他曾经有做外交工作的愿望，打算安排他担任驻外使节，但卫生部的领导考虑到工作需要，不愿意他离开。苏井观还是服从了组织决定。他经常拿自己这个例子，在会上会下，跟卫生工作人员讲，教育他们服从革命需要，安心卫生岗位。
苏井观拖着在战争年代已经受到损伤的身体，日夜操劳，健康水平逐渐下降。早在1948年，他就患了高血压，但一直没有得到充分的休养。1952年以后，症状逐渐加重。他认为高血压病不能完全治好，应该趁尚能工作的时候多做些工作，哪怕是多干一天都是好的。到了不能工作时再休养，休养好一点再工作。因此连续三年，他经常带病工作，到不能坚持了，就休养一段，稍有好转又工作。1955年3月间，苏井观出现高血压危象，不得不住进北京医院治疗。夏天到青岛疗养，病情有了好转。8月底回到北京，又埋头工作。苏井观的高血压病，在以后的三年中，时好时坏，但他总是记挂着工作。
1961年3月，苏井观随徐向前元帅赴江苏太湖疗养院疗养。4月中旬，他到上海华东医院检查身体，徐帅派张铉医生来看望。当时正是三年困难时期，物资供应较紧张。张医生问苏井观的随从人员张相才：“苏部长生活上有什么困难?”“带来的香烟不多了。上海的香烟凭证供应，不好买。”张相才回答。
一周以后，徐帅托人送来两条大中华香烟。苏井观知道后批评张相才：“香烟不好买可以少抽。不要向首长提困难。以后不经我允许，不准向别人要东西。”
苏井观的身体每况愈下。1962年5月，诊断发现患了结肠腺癌，在北京医院做了手术。1963年11月，苏井观得到组织批准去南方休养。路过河南郑州，他带病做了调查研究。在河南医学院视察时，听院长说教学用的尸体缺少来源，影响教学。苏井观当即嘱咐随行人员张相才记下来，说：“回去一定向部里反映。”
在南下途中经过潢川，苏井观探望了抚育他成长的家乡大地。他省视了父母的坟墓，会见了20多位亲戚和故旧。他的亲戚都是普通干部和工人。有一个外甥，靠拉排子车打零工养家。当时已是初冬季节，清晨已有冰冻，还是穿着单薄的衣衫，打着赤脚。苏井观吩咐张相才：“他家的生活最困难，多给他一点钱吧。”看到这种情景，张相才十分感动。张相才不禁联想到苏井观身为副部长，从来没有利用职权给自己亲属谋取职位，而对机关里的一般工人家属的工作却很关心。赵连祯的爱人孙桂英，1953年还没有工作。苏井观听说生物制品检定所招收工人，就介绍她去参加招工考试，结果被录取了。
1964年2月，苏井观病情加重，再次住进北京医院。经专家诊断为结肠腺癌广泛转移。在病中，他仍惦记着工作。临终前两天，他还特地找卫生部的领导谈话，对自己今后再不能为党工作而深感不安。1964年5月26日，苏井观与世长辞。
徐向前为《苏井观传》题词中说：“一生为人民服务，忠于职守，克尽厥职，不计较个人名利得失，是党和人民的光辉典范，是我们大家学习的楷模。”
苏井观与夫人张琴秋（20世纪40年代在延安窑洞前）
整理人：韩宗平 叶希武 瞿萍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