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十八大以来，党中央高举反腐利剑，肃贪政纪，打虎拍蝇，一批又一批大小贪腐官员应声中剑，纷纷落马。据《法制晚报》消息，仅2014年，中纪委在全国已公开点名通报落马的县处级以上官员就达637人，基本上日均2人。而十八大至今仅仅两年时间，就有61位副部级以上高官倒下，掀起了共和国历史上最猛烈的反腐风暴，充分印证了中央对腐败问题“零容忍”的坚定决心和强硬态度。
阅读众多高官落马信息，探寻他们贪污腐败的人生轨迹，在为党风日渐好转欣然点赞的同时，也发现了另外一种引人深思的怪现象，那就是不少人“进去”后，在纷纷表示忏悔之际（要么在审判时当庭痛哭流涕，要么洋洋万言痛说家史），多半都要拿“农民的儿子”说事。有媒体统计，在已公开的53封厅以上出事官员的悔过书中，有14封是以“我是农民的儿子”为开头的，这种不约而同的集体行为，令人回味之际，不得不联想起几个问题。
首先，“农民的儿子”是一个什么概念。先说“农民“。“农民”一词最早出自《谷梁传·成公元年》，曰：“古者有四民。士民、农民、工民、商民。”亦即后来的“士农工商”。其中，农民是指长期从事农耕生产的人。几千年来，中国农民的生活多半是同贫困和苦难联系在一起的，农民永远都处在社会的最底层，为最基本的生存而栉风沐雨、终生奔波。也因此，农民也一直是以吃苦耐劳、纯朴善良、憨厚实在的形象定格在历史书上、烙印在世人心中的。毛泽东曾经说过大意如下的话：农民的手是黑的，脚上有牛屎，但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而在语言逻辑上，“农民的儿子”虽然不能与“农民”直接画等号，但真正意义上农民的儿子是有着农民的秉性和特质的，即他们的心里是干净的。至少，他们没有机会搞以权谋私，没有条件包养十几、二十几个情人，不能像马超群（原秦皇岛市北戴河区供水公司总经理）那样有67处房产、37公斤黄金，不会像魏鹏远（原国家发改委煤炭司副司长）那样家里的现金要用16部点钞机点数并且当场烧坏4台，更不会像徐才厚那样地下室里的美钞、英镑、人民币等重以吨计。两厢对照，那些无论是在法庭之上表白还是在书面中忏悔的刘志军、倪发科、刘铁男们，半点也不符合“农民的儿子”的标准，根本没有资格妄称自己是农民的儿子，当然，农民也没有这样的儿子。尽管他们曾经有过那么一段农民的儿子经历，但后来是他们用自己的实际行动颠覆了那段历史，背叛了原始的身份。今天，当他们一个个走进高墙之内的时候，他们一次又一次地把“农民的儿子”帽子往自己头上硬扣。此种做法，在逻辑上是偷换概念，在语言上是自我表扬，在行为上则是对“农民的儿子”的玷污和亵渎。
其次，狱中高官们为何总要强调自己是“农民的儿子”。首先是侥幸心理使然。记得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一些干部犯事，人们总要把他的出事与他的祖宗三代联系起来，是穷苦农民出身的，根红苗正，就会在处理上从轻；是反动家庭、剥削阶级出身的，就追根溯源，老账新账一起算，罪加一等。今天，诸多贪官锒铛入监，之所以一再拿起“农民的儿子”的法宝，是否也期盼农民家庭、农民的儿子这块曾经的招牌能博得世人的同情，或者能让法律给他们网开一面呢？其次是作秀。所谓“农民的儿子”，连他们自己都不会相信，其实，他们每个人内心最清楚不过，自己的所作所为早已与农民的儿子不搭边了，之所以有这类表现，完全是说给别人听、做给领导看的，正如在台上时他们所作的李大伦（原郴州市委书记，已判死刑）式的散文诗一样的工作报告或季建业（原南京市长，2013年10月被中纪委立案调查）所推行的“雨污分流”之类政绩工程，靠作秀来用一种倾向掩盖另一种倾向。再次，是推卸责任。说自己儿时吃过多少苦，初入社会时多么勤奋，工作时付出多少，无非是竭力证明自己本质是好的，自己变坏是有原因的，是环境助长了自己的贪欲，是体制使自己堕落变质。这实际上，仍然是在为自己开脱，把责任推给社会，是内心未能真正认罪服法的又一种表现形式。
不可否认，以出身家庭而论，不少落马高官可能确实出生在农村，父母确实是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民，自己也确实是经历过饥饿贫困的生活磨难，最后靠十年寒窗苦读之后、一步一步从基层走上重要领导岗位的。但这就能作为置党纪国法于不顾、不择手段进行权钱交易、权色交易的理由吗？其实，他们真正应当反思的，是他们在位高权重、一言九鼎、香车宝马、锦衣玉食的时候，怎么健忘了谁是农民、谁是农民的儿子这一命题？为什么那个时候，他们不仅不需要“农民的儿子”这顶在今天视为宝贝的桂冠，而且会时时在农民面前耀武扬威、颐指气使，并且每每以农民的“父母官”自居，甚至视农民为“刁民”、为草芥呢？
再次，即使是农民的儿子又该如何？退一万步来说，即使是地地道道农民的儿子，但也应当自觉遵纪守法，恪守道德底线。因为在一个法治国家里，不管是谁的儿子，只要以身试法，违法乱纪，贪污腐败，都必将会受到党纪国法的严惩。而且，“农民的儿子”也绝不是能够保全犯罪分子逃避于法网之外的“护身符”。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