前一个时期，因为组织上安排驻村，有缘重走儿时读书求学时的乡村路。当年铃声悠扬、生气蓬勃的小学校园，如今已是断壁残垣、杂树丛生。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四十年前早出晚归的那条满载着童年记忆的弯弯小路，依然默默无语地从村庄伸向远方。
徘徊在这条见证了这一方水土养育的一方人家夏收冬藏、生生不息之变的黄土路上，遥想远去的一切，不禁浮想联翩……
一个人从呱呱落地、咿呀学语到皓首苍颜、老态龙钟，不知要走多少路，从爬坡过坎、拐弯抹角的乡间小路到灯红酒绿、车水马龙的都市长街，从昨天到今天，当我们一路走来，是否还曾记得身后渐行渐远的那条小路？
要说，我们的国人是最喜欢讲“报答”和“感恩”的，“滴水之恩、涌泉相报”经常挂在很多人的唇边，流淌在很多人的笔下。但实际上，不少人却更钟情于锱铢必较、冤冤相报，信奉“君子报仇，十年不晚”。近年来充斥于视频上的“江湖戏”、“武打剧”可以为证，一部又一部长得比长城还长的影视作品，渲染的几乎全是报仇雪恨的故事，剧中那些披蓑戴笠、舞剑弄刀的“侠客”及隐姓埋名、女扮男装的倩女，一生的奋斗目标就是为父为母、或为夫为兄报仇。他们心目中，“渡尽劫波兄弟在，相逢一笑泯恩仇”抑或以德报怨、慈航渡人只是书人笔下的文字说教而已。生活中，多少人念念不忘、深深铭记的，只有那来路上的风霜雨雪，而在乘风破浪、春风得意时却淡忘了跋山涉水时是谁留下的舟船桥梁，饥寒交迫时是谁送来的粥食棉衣。
记得1992年暮春，笔者曾陪同省教育厅原厅长王锡璋到当时的信阳县柳林乡走访。当年，王锡璋作为豫西南地委学委书记，1946年6月随中原军区十三旅三十七团自宣化店突破国民党部队包围圈，于6月29日深夜，从柳林、李家寨之间越过平汉线，向西北撤离。在柳林车站西河（国共两军曾经激战之地），面对芳草萋萋、河水脉脉的古河道，王锡璋不禁悲从中来，泪如雨下（彼时，正值春雨霏霏）。当时，王锡璋作为突围队伍中的一员，从此处突围时不幸负伤，后被当地一户农民营救，藏于家中的牛圈里，养伤半个多月后康复归队，新中国成立后先后担任新乡市长、市委书记、省教育厅长等职务。几十年间，因忙于工作，一直未能再来柳林，直至离休后，才有此番柳林重游。然而，再来时，当年救护他的那对农民夫妇已于十几年前先后病故，由于近50年没有联系，其子女也不知如何查询。一种深深的怅然和沉重的内疚，让他无语凝噎，泪流满面。面对老厅长几乎不能自抑的悲痛，我们都相信他对有救命之恩的那对农民夫妇的这种感情是发自内心的虔诚和真切，也无不被他的情真意切所打动。但是，我想，假如老厅长当年位高权重时能有暇来恩人家中坐一坐，叙一叙，或者给这家人做点力所能及哪怕是微不足道的小事情，那么，对逝者给予些许慰藉的同时，今天，他默立于河边久久凝望那雨雾中的村庄的依恋目光以及他伴着雨水的泪水里，定然就会少一些抱憾和愧疚。
往事成风，物是人非，唯有回忆化作泪水，让人长久地思念。由此我又想到前些年某报刊登的发生在江西革命老区的一个真实故事：一位抗战时期在该地打游击的老八路，经常住在一个“堡垒户”家中，不仅得到这家主人生活上周到细心的关照，而且主人几次冒着生命危险掩护他在日伪军搜捕中脱险。但他自革命胜利后官至正部级位置，几十年里，重未再回当年战斗过的地方一次，直到从部长岗位上退下来之后，才带着老伴千里来寻故地。当年的老房东还在，但却没有了几十年前那种掏心送肺、至亲至情的朴实和热忱，在当地干部的引领和陪同下，程序化地一问一答中，老房东冷不丁冒出了一句话：“是不是又要打仗了啊？”部长夫妇听了，半晌接不上话，那种尴尬，让人无地自容。
是的，为什么在位几十年时，没有想起来到这里看一眼老房东呢？客观地说，也许那时确实太忙，日理万机，分身无术，哪里还有闲暇记起当年被敌人追得东躲西藏的困窘和落魄？但老百姓认的理很直、也很朴素：你敬我一尺，我敬你一丈；你敬我一丈，我把你顶头上！你真心为他们打天下，他就会真心保护你、爱着你，甚至绝对不惜以生命为代价。你疏远了他们、忘记了他们，他们同样也会忘记你，把你视作路人。
当然，在共和国历史上，更多的还是昭示了无数共产党人与百姓骨肉情深、血浓于水的动人故事。原国防部长张爱萍，文革中蒙冤入狱，看护他的武警战士赵保群，悄悄照顾将军的生活，并在关键时刻挽救了将军的生命。后来将军平反复职，第一件做的事情就是凭当初对赵的口音记忆，判断赵的籍贯，然后以此为线索，千方百计四处寻找，终于在江苏省海安县角斜镇五坊村找到了早已转业回乡务农的赵保群，然后接他到北京家中，嘘寒问暖，赠衣送钱，以报赵保群当年的大义相助。这种不是亲情胜似亲情的关怀，一直延续到张将军辞世，演绎了共和国开国上将与普通战士之间动人心魄的大爱故事。
发生在另一位开国将军段苏权身上不忘旧情的故事同样感人至深。1934年10月，年仅18岁就担任红二军团独立师政委的段苏权，在四川秀山县雅江乡丰田村一次同白军作战中脚踝被打烂，不能行走，他爬到一个深山窝里隐蔽起来，躲过敌人搜捕。附近山民李木富发现后，每天夜里给他送去大半碗红薯稀饭（当时，李家老小每天有时连半碗这样的稀饭也不能保证），一直坚持了18天。新中国成立后，段苏权多次托人苦苦寻找李木富，迭经周折，终于在上世纪80年代初找到了李家人。时任人民解放军军事学院政委的段苏权亲自来到丰田村拜望李木富和当地所有当年帮助过红军的村民们，并拿出自己的工资酬谢恩人们，而且以后多次寄钱，直到李木富去世。
类似的例子不胜枚举，新中国成立后，毛泽东用稿费向章士钊还债10年，是对章当年募集2万元钱支持革命青年赴欧求学义举的回报──他没有忘记那段艰难困厄之路；周恩来重回延安，看到养育了中国革命和中国共产党的延安人民依然生活贫困的情景，流出了自责的泪水，连夜召集中央和省、地干部开会，研究帮助延安人民脱贫致富的具体方案……这些事例，既反映了开国将军和党的领袖亲民爱民的博大情怀，也是他们不忘来路，铭记历史的真实写照。
是的，无论居庙堂之高，还是处江湖之远，无论我们每个人这一生的路能走多高、多远，都应当以一种平常的感恩之心，记住昨天，记住一饭之恩、一瓢之情，勿忘我们最初走过的那条乡间小路，让善良和感恩永远根植于我们内心深处，而断不可像众多落马高官公开写出的忏悔书那样，到了锒铛入狱之时，才一遍又一遍地声明“我是农民的儿子”！才想起儿时走过的那条乡村小路。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