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西亮
这两年，中央反腐力度日益加大，不少身居要职的问题官员频频落马。对此，朝野上下，无不为新一届党中央“猛药去疴、重典治乱的决心，刮骨疗毒、壮士断腕的勇气”而群情振奋，击节赞赏，歌之颂之。
但在一片称道叫好之中，也夹杂着另外一种声音，如当某问题官员事发之后，常有一些人在面露惊诧之余，颇有几分感慨道：这个人为人还不错！或曰：他是个好人啊！
对这些声音，平心而论，感慨者并非不赞同中央的反腐方略，也不是有意唱反调。他们之所以讲此种话的背景，大约有两方面原因，一是感慨者和“出事者”熟悉，或有个人交情或工作有交集，甚或过去曾得到过对方的相帮相助，有知遇之恩、感念之情，即圈内人。二是在他眼里心里，对方留下的确实有“不错”和“好人”印象的一面。
其实，对一个社会人来说，单纯以好人坏人的概念去认定很难，因为好人与坏人，这是个比较笼统的概念，有个人情感认知的好人，有公众舆论认可的好人，而且，按照辩证的观点，好人和坏人也不是绝对的，有的好人有可诟病之处，有的坏人也有可圈可点可肯定的地方。传统戏曲和上个世纪六、七十年代的电影银幕上好人坏人一出场，观众一眼就能辨明，这是脸谱化的功能。然而这毕竟是在文艺作品中，现实生活却是另一回事。
类似戏台上的不少“白脸”坏人在生活中可能是“红面”好人。有些出事的官员在出事之前往往比没事的正常人更善伪装、更会粉饰，当然也更易迷惑世人。清代李汝珍《镜花缘》里写了一个“两面国”的故事，说那个国里的人都有“笑脸”、“恶脸”两张面孔。虽是小说家言，但生活中长有类似面孔的“两面人”确实不乏其人。这种两面人生长、生活于各行各业、各个领域，坊间商贾草民有之，庙堂各级官吏有之。昔年笔者曾执教中学课文《范进中举》，其中胡屠户对范进的前倨后恭之表现，就是典型的“两面人”。天津市公安局局长武长顺经常骑自行车上班、到基层调研，但其被宣布调查后，办案人员在其家中搜出了过亿的财产；国家能源局煤炭司副司长魏鹏远被带走时家中查出现金1.4亿元，而魏本人不仅天天骑自行车上下班，而且衣着朴素，为人谦虚，十分低调，是生活圈和工作圈中不错的“好人”。
纵观近年很多出事的问题官员，出事前，不少都刻意打造出朴素的亲民形象，有着不错的口碑，最终揭开画皮，才知多半是假象。像多年住在土坯房里办公的卢氏县委书记杜保乾，曾在下乡时，拉着一位老农的手，自称是“卢氏人民的儿子”，感动得老农和在场的人潸然泪下。然而，他任县委书记5年，受贿2700多万元。事发后，卢氏县上下议论纷纷，不少人感慨，原以为杜书记是个好人，谁知道那么贪，是坏人。
生活多变，社会复杂，好人与坏人，仅凭表象的感知和一时之交很难分辨，即令是火眼金睛的孙大圣，也会在吊诡善变的妖精面前有打眼的时候，何况凡胎俗眼的升斗百姓？当然，这样说，并非是“洪洞县里无好人”，任何时候绝对化的观点无疑都是错误的。
“人之初，性本善”，是否如此，圣人的话被争论了两千余年。但社会环境对人的性格、品行的影响并能够改变人生方向则是毋庸置疑的。正如本文开头所引用一些人对某官员“出事”的感慨那样，也许他接触的那个“某官员”，当初确实是个好人，但那个曾经的好人后来经不住尘世的诱惑变化了、变质了，由好人变成了坏人；也许他了解的只是“某官员”的两面形象中“善”的一面，而“恶”的一面没有发现。
总之，无论好人、坏人，要用实践验证，用他自己的真实作为说明，评价一个现实人物或历史人物，特别是一个有着一官半职的领导人物，是褒是贬，是好人坏人，关键是看他为他所处的时代和社会贡献了什么，为他服务的百姓作出了什么，其所作所为是历史发展的动力还是阻力。如果一个被称为好人的官员被调查之后证明是清白的、正派的，那他一定就是好人；如果一查就是几千万、上亿元——尽管攫取的不是某一个公民的财富，但他滥用的是公共权力、危害的是公众利益，挑战的是社会公平正义，所以，那他肯定是传统文化意义上所谓的坏人。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