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华社记者 周 强 吴 涛
助人为乐，还是黄牛倒卖？面对收钱代人“刷票”这一行为，广州铁路公安局相关负责人日前再次明确，因为国家法律法规并没有调整，“代刷代取”行为仍有可能触犯刑法规定。面对购票网络化高门槛，在农民工群体间自发产生的“代刷票”之门被关上后，是否该打开另一扇让农民工便捷买票的窗？
挣个跑路费就说我倒票？
根据《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规定，高价、变价、变相加价倒卖车票或者倒卖坐席、卧铺签字号及订购车票凭证，票面数额在五千元以上，或者非法获利数额在二千元以上的，构成刑法第２２７条第２款规定的“倒卖车票情节严重”。按照刑法规定，这将被处以三年以下有期徒刑、拘役或者管制，并处或者单处票证价额一倍以上五倍以下罚金。
“今年国家法律并没有修改，公安部门也没有新的规定，因此，如果再收钱代人‘刷票’，达到法律规定的条件，还是会被查处。”这是广州铁路公安局相关负责人在９日举行的新闻发布会上表示的。
２０１３年春运期间，广东佛山叶某夫妇利用熟悉网络的优势，为附近的农民工刷票和取票，每张票收取１０元的“服务费”，其中５元是交给铁路部门的手续费，后被铁路警方以“倒票”查处。当场查获火车票２１２张、购票使用的身份证２１３张，票面价值人民币３５４０２元。
当时铁路警方的执法行为引起舆论界普遍质疑。此间人士认为，叶某夫妇的行为属于收一点跑腿的辛苦费，不能以“黄牛倒卖”火车票惩处。
尽管当下公安执法部门再次重申“禁令”，现实舆论场的热议却仍难平息。在厦门工作的“８０后”王晓龙曾有与佛山叶某夫妇相同的遭遇。他告诉记者，由于农民工兄弟不懂网购，也没有网银，自己就帮他们买票；取票需要带着身份证到自助取票平台领取，不少农民工希望支付一定的服务费，让王晓龙代领取。
“有时登录几十次还不一定能成功，登录成功了也随时可能被踢出来。有时付款付到一半网站卡死，折腾一两个小时还买不到票，购票成功了还要风风火火跑十几公里去排队刷票出来，一张票也就收个五元钱代购费再加上五元跑腿费。”王晓龙说：“现在酒店、机票都可以代购，铁路部门非说我倒票，真是无语。”
法律争议：代购还是倒卖？
不少法律人士认为，刑法第２２７条第２款规定的倒卖车票、船票罪和《最高人民法院关于审理倒卖车票刑事案件有关问题的解释》的立法本意是维护交通客运秩序，保障乘客的权益。
“所谓倒卖，是我国法律中特有的表述。是指未经官方批准，通过投机手段，以大大高于标价的价格出售。”广东坚信律师事务所主任成尉冰表示，主观上有牟取非法利益的目的，客观上实施了倒卖行为，是构成此罪的两个核心必备要件。
在北京问天律师事务所律师周泽看来，刑法相关条文在制定时，火车票还没有实行实名制，有可能被人倒卖后非法牟利。但实行实名制之后，车票已经变成针对特定人员的物品，不具备可流转性，再倒卖有很大难度。
“在铁路部门查处的案件中，当事人受购票人委托，用购票人的真实身份进行网上实名订票，收到车票后转交购票人，完全是一种代理行为。收取１０元的报酬，不高，不违反购票人的意愿，甚至比购票人亲自去购票还要节省时间和成本。这是典型的代理行为，与倒卖完全不同。”成尉冰说，根据民法通则，代购车票是一种代理行为，不违法。在市场经济交易中，因代购车票收取报酬也不违法。
对此，广州铁路公安局副局长陈树松曾在公开场合表示，“公安机关是一个执法机关，不是立法机关”。并称，希望立法机关对倒卖车票情形重新认定，修改相关法律。
中国人民大学产业政策与企业研究中心主任马光远等人士认为，替农民工在网上购票，即使为了盈利，也没有任何社会危害性，没有违反任何法律，他们唯一侵害的是车票代售点的生意。铁路警方将这样的行为定性为违法，甚至定性为犯罪，“不是立法的问题，而是执法理解的问题”。
关上一扇门，能否打开一扇窗？
随着网络购票不断推进，网上订票日益成为旅客购票主渠道。但网购需要电脑知识、设备、网络及网上银行等条件，“高门槛”阻挡了大量农民工使用这一手段。而数以亿计的农民工是每年春运的绝对主力客流。当“代刷代取”这扇门被关闭后，让农民工便捷买票的另一扇窗又在哪里？
马光远认为，一方面要逐步放开火车票代购市场，另一方面铁路部门应大力提升１２３０６网站服务便捷化水平。
记者调查发现，当前，车站、售票点都只是提供传统的销售和取票服务。对于“刷票”环节，并没有铁路部门等公家的正式机构接手，而民营机构参与又涉嫌违法，直接导致这一服务环节处于“真空”地带。
如今，网络上已出现一些人通过刷票软件囤积火车票“倒卖”事件，广铁集团新闻发言人黄欣表示，自春运开始售票以来，这种技术上的对抗一直存在，铁路部门也一直在采取防范措施。“如果供求紧张这个根子上的问题无法解决，这种情况就无法避免。”
有关人士表示，运力和需求的矛盾导致我国春运买票难一直难以消除。针对网购时代的特点，有关方面应该尽快调整政策。比如，考虑调整有关法规，允许具备资质的民间机构或个人进行代买代刷，并仿照代售点规定加收费额度或上限。
虽然春运期间火车票供求关系紧张程度远高于飞机票，但实行实名制之后，火车票与可代订的飞机票有一定的相似性，存在“代买”的可能性。此外，还要提高电话订票的便捷性和可操作性。现在农民工基本都有手机，解决好电话订票可使绝大多数农民工获得购票渠道。
（新华社北京１月１０日电）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