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詹 丽
阳光很好的傍晚，我常爱到邻居老王那里去看他劈柴。老王是靠打柴为生。卖一担柴，买一点米，买一块豆腐，或买一瓶酒。他的屋子旁边有一块平地，周边堆码着他的劈柴垛，我们总爱在他的柴垛上晒被子或鞋子。抱着被太阳晒得暖暖的被子，或者织着毛衣，我总会站下来，和他有一句没一句地拉家常。
老王不急不燥地拉锯，在那些死朽而粗糙的树木头里，不断地锯出新鲜洁白的木屑。就像老王把别人看似凄苦的日子过得也自得其乐，有滋有味。他每天重复地锯木头，但能从木头里锯出平实和快乐来。木屑一会就落了一小堆，覆盖着昨天的木屑，一天一天地堆积，覆盖了老王在这里劈柴的日子。太阳的余辉照着鸡公山依山傍崖的小街，照着那些石墙青瓦的老房子上。老王长长的柴垛在夕阳里是淡淡的柔和的金色，散着一股淡淡的树木的清香。旁边不时有挑水或洗菜的人走过，对劈柴的老王说：今天不少。老王笑呵呵地说：不少，够一瓶酒啊，呵呵。这是一种极其本色的生活，我心中常有一种充盈的生命感在涌动，有一种让人怦然心动的美好。
老王打柴很讲究，也很老实。总是打那些麻栎树，或松树，都是很粗的。这样的柴很耐烧，所以他的柴很好卖。但这样的柴很难劈，比捡小柴禾麻烦得多。老王老了，没有年轻人的力气，不能一斧子把木头劈开。他先是锯成相同长度，拿铁签子钉到木头里，裂开一个口子后，在口子的边上再钉一个铁签子，这样一排一连钉几个粗铁签子后，木头棒子就裂开了。然后码放整整齐齐的，像一堵墙。看着这墙，老王就觉得心里踏实。
老王瘦高的个子，大眼睛，长脸，白发很短，亮堂堂的，一丝不乱，总是穿得干干净净、平平整整，人很精神，根本不像个打柴的粗人，倒像是那里的村支部书记。他家里唯一的电器是一台收音机，还有他自己做的木桌子、木凳子，很精致，但都是原木的本色。还有一些老的章回小说。但他一天到晚总是乐呵呵的，哪怕很久没卖出去一担柴。老王的父亲是给鸡公山教会外国传教士做西餐的厨师。他从小生得很漂亮，聪慧可爱，嗓子好，会唱很多歌，深得一个传教士的喜爱，收为义子，在外国人办的洋学堂里受到了一些教育。解放时，外国传教士要撤走，他义父再三恳请他父亲，想把他带走，到国外去继续受良好的教育，但他的父亲不肯。
老王是个苦人。年轻时是鸡公山工会的搬运工人。那时公路还没修通，山上的一切都是靠他们肩挑背驮。后来公路修通了，搬运工会也解散了，他只好到处打短工，这时他的妻子抛下三个孩子撒手西去，最大的孩子六岁，最小的才几个月。没有办法，他只好把最小的孩子送了人，辛辛苦苦把两个孩子拉扯大。由于他整天在外忙着挣钱养家糊口，对孩子缺少教育，孩子也没成材，而且不孝顺，老了老了，他还是自己打柴为生。可他还是很乐观，别人说起他的儿子如何不孝，他还有些自嘲地说：他不养我，但他也没打我呀，呵呵。
很少看见他买菜，两棵小白菜也是一顿，一块豆腐可以吃两顿，但常买酒，那种最劣质的瓶装或散装酒，每顿喝二两。他会唱很多流行歌曲，还会很多山歌。有一次，全省各市电视台到鸡公山拍摄风光风情片，其中有一个电视台就请老王唱了好些山歌，且为他录了像，这让老王着实高兴了一阵子，歌唱得更勤了。他的柴垛旁总是聚着很多人，听他唱歌，讲《三国》《水浒》，听他讲年轻时走南闯北的经历，或是听他那爽朗的笑。
现在他的眼睛不是太好了，他还是改不了爱看书的习惯，有时还会拿着放大镜，依在他的柴垛旁晒太阳、看《三国》。政府发给他一些最低生活保障金，按他的标准，也够他吃，但他还是每天出去打柴。他说：人活着就要劳动，不劳动还是个啥人呢。每当他劈了一大堆柴，一块一块地往柴垛上码的时候，他会有点自豪地说：这又够换一块豆腐的啦，呵呵。每当他担回一担柴，擦着满脸的汗水的时候，他会达观地说：这又可以换一瓶酒啊，呵呵。
一担柴，一瓶酒，简单的生活就以足够了。一瓶酒，一担柴，快乐的生活真的不需要太多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