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汪发亮
1931年5月间，鄂豫皖中央分局和军事委员会成立，决定在新县箭厂河扩编组建后方总医院。这是土地革命战争时期各根据地和人民军队最早建立的一所收治规模最大、医疗设备相对齐全、技术力量相对配套的后方医院。当时箭厂河一带共有几百户人家，在苏区各级政府组织下，几乎家家都设有病房病床，老乡的灶台就是伤病员的伙房，男人抬担架，妇女护理忙，新县人民为根据地的巩固和建设、为人民军队的发展壮大做出了巨大贡献。如今，箭厂河河水依然奔流不息，仿佛还在向人们述说着当年的红色故事。
一、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的沿革及编制概况
箭厂河后方总医院的前身，是红安县刘家园红军医院，其规模还不如一个医务所，既没有整洁的病房，又没有医疗设备，医生只有两名。林云翰原先是在国民党部队从实践中钻研学的西医，另一位戴淑先学的是中医。看护员是从农村里动员来的四个年轻姑娘，她们一边学习，一边诊治，制作绷带材料，上山采集草药和护理伤病员工作。
随着革命形势的发展，根据地扩大，部队迅速扩编，战线不断延长，伤病员逐渐增多，1931年5月，中央分局决定将刘家园红军医院迁往新县箭厂河，扩编为军事委员会后方总医院，以便于在斗争形势趋缓、环境相对稳定的地区，对大批重伤病员进行集中救治医疗。
总医院编制情况：设院长、政委、副院长；政治处、经理处；内设外科、内科，开刀房（手术室）、药房、担架队、运输队、洗衣队，没有化验室。另外还有一个卫校，实际上就是业务培训班。大夫十几人左右，当时每个大夫带一个看护班，约10至15人，各管3至5个病房，看护班有看护长和班长。
后方总医院院长早期由孟汎然担任，注重内科，后逃跑叛变；副院长邵达夫接任院长，本行是外科。孟、邵两人都毕业于上海医科专业学校，是后方总医院仅有的业务权威。后方总医院政委是胡明正。
总院下设七个分院，配置分布在总院周围，距前方部队较近的地方，以便于接受前方部队的伤病员。总医院是接收前方分院送来的重伤病员。战斗激烈、伤员增多时，也不分前方后方，只要有伤员，都无条件接收。除在红安、麻城、商城设立的四个分院外，在新县境内的有八里畈二分院，院长不详；新集镇为四分院，院长、政委由林之翰担任；光山县南部虎湾为七分院，院长是张克彬。
二、箭厂河后方总医院伤病员的收治与康复
打仗就会有伤病员发生，有了伤病员就要安置和医治。鄂豫皖苏区逐步建立以后，红军后方卫生勤务保障体系也得以完善和发展。部队在外线作战，远离根据地，便在作战区域设临时医院，待部队回返时，一同将伤病员带回根据地；在内线作战时距后方医院不太远，部队便把重伤员由战时设置的医疗后送站，逐级后送，后转输送，伤病救治非常有序。其危险性、劳动强度大的伤员转送工作，一般由苏维埃政府组织的民工担架队运到总医院驻地箭厂河。伤员到后即行医疗，将轻重分开，再入病房（各村）。对轻伤员的入驻地安排远一些，重伤员的驻地要近一些，便于后续治疗。
伤病员到各村后，在医护人员指导下，主要依靠村长、妇女主任组织实施护理、生活，妇女和儿童团也主动协助工作。他们的主要任务是，在伤员未到来前，用稻草打地铺；伤员一到，就安置伤员，脱下脏衣血衣去洗净晾干；平时给伤员做饭，有条件的到大伙房打饭，给不能吃饭的伤员喂饭，还要端大小便。另外，把脏敷料换下来后洗净，以便下次消毒后再用，每天给伤员换药等。重伤员换药和打针，由医生负责。
被安置在群众家里的伤病员都得到无微不至的关怀。天转凉后，群众主动把自己的衣裳拿去给伤员穿，他们还将一些肉、蛋等营养品，送给病员食用，滋补身体。
根据地群众还运用当地传统疗伤的土办法为伤员护理，操作简便，效果明显，被普遍推广使用。一是新县山高林密，山沟溪水长流不断，洁净度高，舀到壶里烧开后，再放一些食盐，就可以用来洗伤口；二是实行日光疗法，招呼照顾能够走动的伤员和病员，天天晒太阳，即可暖身，又能辅助疗伤。由于巧妙利用自然条件，伤员的伤口很少有化脓现象，治疗康复得很快。正因为群众待伤病员亲如兄弟，极大地激发了他们的革命激情，许多轻伤员不等治愈即要求出院杀敌，以回报医护人员和根据地的乡亲。
三、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为我军后方勤务工作积累了宝贵经验。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实施的卫生勤务保障，是党的群众路线运用于人民革命战争的具体体现。人民战争，就是广大人民群众为了反抗阶级压迫和民族压迫组织起来的战争，它具有鲜明的阶级性和群众性，充分展示了战争的目的是为了人民，参加战争的主要成员是人民群众，战争的胜利果实属于人民。1930年冬到1932年6月，鄂豫皖根据地先后粉碎了国民党军队的三次“围剿”，根据地有了很大的发展，红色区域有25000多平方公里，红四方面军多达4.5万余人，充分说明只有动员群众，依靠群众，才能有巩固的后方；良好的休整环境，使得伤病人员得以康复重返前线，有源源不断的人力、物力的补充，就会立于不败之地。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的初创和完善，是我党实事求是思想路线的具体实践。马克思主义哲学认为，生产力水平和什么样的生产方式，决定着其相适应的经济基础。鄂豫皖苏区的中心区域——新县，处在大别山腹地，当年实乃穷乡僻壤，根据地被敌人分割、封锁、包围，加上连年战争的破坏，经费、物资十分匮乏。因此红军的反“围剿”武装斗争只能从实际出发，打什么样的仗开展什么样的后勤工作，什么样的环境条件建立因地制宜的卫生勤务保障，不能脱离当时的生产和生活水平。解决医务人员缺乏的问题，一靠自己培养；二靠地方党组织动员进步的中西医人员到医院工作；三靠教育和改造在战争中得到解放的医务人员来充实。在平汉铁路东侧的双桥镇战斗中，俘虏了一个叫岳维峻的国民党高级官员，经教育和谈判，许多稀缺的西药和器材由他供应。但多数还是自力更生，就地采集加工制造，或采用代用品。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与地方群众的团结协作，为确立新型的军政、军民关系提供了典范。在地方党委、苏维埃各级政府地深入动员和教育下，箭厂河一带的群众深知革命战争是解放自己的战争，于是忘我地支援医院的医疗与救护工作。由于后方总医院具有相对的稳定性，地方政府在安排民工时非常有计划、有秩序，每次大的战役战斗，都有上千人次的民工和上百户的农家转运、安置伤病员及输送各类物资。遇有敌情，他们首先想到的是如何安顿隐蔽，保证完成任务，甚至用自己的身体掩护伤病员。他们说：“伤员为咱们流血，咱们为伤员流汗。”“伤员受伤不能动，咱们耐心来侍奉。”后方总医院做到有计划地使用当地民工，不浪费民工力量，能不用的就不用，能少用的就少用。针对山区群众缺医少药的状况，总医院规定所有医务科室和分院无条件地为群众医治疾病，不收任何费用，并向群众宣传卫生防疫知识，帮助他们搞好环境卫生，军民合作，共同预防疾病。
箭厂河红军后方总医院坚持一切为了前线、一切为了胜利，忠实地贯彻执行了我军后勤工作基本指导思想。红军首要的任务就是打仗，因此坚强的卫生保障对巩固与提高部队战斗力具有重要意义。为做好战伤救护医疗工作，除总医院驻地箭厂河距苏区首府新集镇约30公里外，所属七个分院均配置靠近前线，组织精干、设备轻便，跟随部队行动。那时伤病员的收治，不像现在的医院有一个床位限额，不分前方后方，只要有伤员，有多少收多少，都是扩大收容。在任何情况下，不丢弃一个负伤同志，迅速救护治疗，最大限度减轻他们的痛苦，减少残废、死亡。
1932年10月，第四次反“围剿”战役失利后，红四方面军主力西进转移。邵达夫院长奉命与林之翰、杨翰等带领部分总医院医护人员留守根据地，将不能随军行动的一万余名重伤病员，分批安置在较隐蔽的西大山至罗山县南部一带山区进行治疗。有的分片负责，巡回治疗；有的给一些必需的药品和生活费用，委托人民群众照护。
后来，这些治愈或基本治愈的伤病员，其中一部分留在红二十八军，坚持了三年艰苦卓绝的游击战争。还有一部分，由钱信忠、吴子南带领归建红二十五军，参加了举世闻名的长征，成为最先到达陕北的一支红军队伍。他们怀着对总医院医护人员的感激和对箭厂河地区人民群众的依恋，转战南北，驰骋疆场，屡建奇功，为民族独立、人民解放立下了不朽的功勋。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