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申一民
唐太宗李世民是一代明君，也是历史是好较能够听得进不同意见的皇帝。不过他也是有强词夺理、文过饰非的时候。
李世民喜欢打猎，经常是左牵黄、右擎苍，带着大队人马四处游猎。皇上出行，地动山摇，沿途官民迎来送往不说，还需要动用大批百姓修桥垫路。为此有大臣上书批评他游猎太频，烦民扰民。李世民不高兴，就找个理由辩护说，现在天下太平，但武备不能放松。我带着大伙儿去打打猎，哪有什么烦民？经皇上的金口这么一说，老母鸡变鸭，打猎就是“武备”，就是居安思危，就成了关系国家安危的大事。
李世民身为至高无上的皇帝也要为自己打猎找个好理由，可见做事有理没理绝不是个可有可无的问题。事实上，人世间很多错事、坏事都是打着“有理”的幌子，都有一个冠冕堂皇的理由。法国大革命中罗兰夫人就曾愧叹：“自由，自由，多少罪恶假汝名以行。”
不久前在报上看到湖南巨贪、柳州市原纪委书记曾锦春在狱中同反腐学者的对话，以及他写的《自述》，发现贪官受贿收红包也是很有理由的，而且有的理由还十分“雷人”。
比如曾锦春说：“上个世纪90年代我去邻省一个区考察。当时我们闲谈时，他们一个副书记说：‘红包收得多，说明我与群众关系好。’这个对我影响很大，原本是去考察他们纪委工作先进经验的，反而助长了我大胆收红包的收理。”你看，收受红包不仅是违法乱纪，反而成了密切干群关系的好事；官员红包收得多，不仅不是贪官，反而是“群众关系好”的好官。这个副书记为收红包找的理由堪称惊世奇言，唐太宗恐怕也会自叹不如。
现在贪官入狱后，很多人都检讨自己腐化堕落的原因。诸如“放松思想改造”、“经不起金钱和美色的诱惑”、“权力缺乏监督”、“心理失去平衡”等等。其实还有一个原因他们似乎都没提到，那就是上面那个副书记作为“经验”之谈的“收红包有理”。
曾锦春第一次收红包也正是这种“有理”的收理作祟。他在《自述》中回忆了他第一次收红包的情景。这段文字不长，但颇能引人深思：
“1997年春节，临武县给我部一个副部长到我家拜年，拿来一个1000元的红包。我和老婆开始不肯收。他就：‘两瓶酒，两条烟，超过1000元。你不吃酒，不抽烟，送你还不好处理。一个红包方便多了。’我听了他的话感到在理，收下了红包。缺口一打开，几年来便收了红包礼金一百多万元。”
曾锦春收红包是因为“感到在理”。“在理”就是“有理”。既然有理，何不收之？至于这个理是不是谬理，歪理，是一己之理还是党纪国法之理，不知曾锦春有没有多想。最终曾锦春从“收红包有理”变为“没理”，从官场走进刑场。
做坏事也要扯个好理由，便理由再好听，坏事毕竟成不了好事，这好比打肿脸充胖子，无非是自欺欺人罢了。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