正如说起杭州不得不提白居易和苏东坡，说起扬州，也不得不提起杜牧。
其实，与扬州有关的人物很多。
隋炀帝大兴土木开挖的大运河虽然劳民伤财，客观上却为扬州带来了通商之便，使之成为晚唐时期的经济中心。但隋炀帝在扬州兴建隋苑、迷楼，并搜罗奇珍异宝和妙龄美女充盈其中，其奢侈荒淫导致天怨人怒，终至亡国，自己也死于禁军之手，葬于吴公台下，被后人唾骂千年。
史可法也是一位人物。史可法，明末政治家，军事家。崇祯元年（公元1628年）进士。历任户部员外郎，郎中。崇祯十四年总督漕运，崇祯十六年七月拜南京兵部尚书，参赞机务。崇祯十七年三月李自成攻占北京，弘光政权建立后，拜礼部尚书兼东阁大学士，时称“史阁部”。顺治二年（公元1645年）5月10日，清豫亲王多铎兵围扬州，史可法传檄诸镇发兵援救，仅刘肇基等少数兵至，防守见绌。此时多尔衮劝降，史可法致《复多尔衮书》拒绝投降。二十四日清军以红衣大炮攻城。入夜扬州城破，史可法自刎，被众将拦住。众人拥下城楼，大呼曰：“我史阁部也”，多铎劝降，史可法表示：“城亡与亡，我意已决，即碎尸万段，甘之如饴，但扬城百万生灵不可杀戮”，后壮烈就义。史可法死后，其遗体不知下落，隔年其副将史德威将其衣冠葬于扬州梅花岭畔。“数点梅花亡国泪，二分明月故臣心”，梅花岭上的史公祠为扬州增添了雄健的一笔。但作为一座以水色为主的城市，人们在心理上愿意接受的还是春风十里、明月二分。
当代著名诗人叶延滨曾经说过，诗人是一座城市的名片。这的确不假，说起扬州，人们随口便能吟出“烟花三月下扬州”（唐·李白）、“天下三分明月夜，二分无赖是扬州”（唐·徐凝）、“前征欢，浑似梦里扬州”（宋·秦观）、“淮左名都，竹西佳处”（宋·姜夔），但独领扬州风骚的当数晚唐诗人杜牧。
大和七年（公元833年），杜牧应淮南节度使牛僧儒之聘第一次来到扬州，任节度使掌书记，大和九年（公元835年）因升迁离开扬州；开成二年（公元837年）杜牧的小弟杜凯患眼疾，居扬州禅智寺，杜牧告假百日，赴扬州看望；会昌二年（公元842年）杜牧在任黄州刺史期间，曾送弟杜凯依从时任淮南节度使的杜宗。杜牧在扬州前后跨十年，留下了许多诗文。流传甚广的有《扬州三首》、《赠别》二首、《题扬州禅智寺》、《将赴宣州留题扬州禅智寺》、《寄扬州韩绰判官》、《遣怀》和《汴河怀古》等。杜牧的扬州既有“春风十里扬州路，卷上珠帘总不如”的绮丽多情，也有“二十四桥明月夜，玉人何处教吹箫”的惆怅伤惋，更有“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无可奈何。即使诗仙李白写下“烟花三月下扬州”这样氤氲妩媚的诗句也不能敌过。当杜牧离开后，扬州就跃升为诗史上的美梦，它开始一遍遍地活跃在歌咏之中，在后世憧憬者的追梦里闪耀，使扬州几乎成为杜牧一个人的扬州。而杜牧也因为留下的那些迤逦的诗句被后人一遍遍风流地说起。
但杜牧同意后人的这些说法吗？让我们一块去唐朝会会这位诗人吧。
杜牧（公元803年——852年），字牧之，唐京兆万年（今陕西西安）人。杜家世代为官，在杜氏家族中，杜牧最推崇的要算是祖父杜佑，杜佑历任顺宗、宪宗二朝宰相，所撰《通典》二百卷，是我国第一部最有影响的记述历代典章制度的政书。世代儒学的家庭激发杜牧从小就立志继承前辈学业，广泛猎取诸子百家，二十岁已经博通经史，尤专注于治乱与军事。二十三岁还未出仕时，为讽喻“宝历（唐敬宗）大起宫室，广声色”，写出纵论兴亡大事、视野广阔、议讥深刻的《阿房宫赋》，发出了震撼古今的感叹：“灭六国者，六国也，非秦也。族秦者，秦也，非天下也。……秦人不暇自哀，而后人哀之；后人哀之而不鉴之，亦使后人而复哀后人也。”《阿房宫赋》使杜牧一举成名，被时人誉为“真王佐才也”。
杜牧26岁考中进士，开始了仕途生活。最初十年虽为洪州、宣州、扬州地方官的幕僚，却十分关心朝廷庙堂的谋划，希望自己能以文武兼备的方式实现“平生五色线，愿补舜衣裳”的人生抱负，即使在“二十四桥”的扬州他也没有懈怠。公元八三三年，他“愤河朔三镇之桀骜，而朝廷专事姑息”，写下了著名的《罪言》，意思是“国家大事，牧不当言，言之实有罪”，此文从历代成败之史实论说山东（包括今河北、山东、山西、河南等地）之重要，杜牧向朝廷提出“上策莫如自治，中策莫如取魏，最下策为浪战”，他批评此前十余年三次收赵失败，皆因“不计地势，不审攻守”的“浪战”，呼吁恢复唐开国之初的十六卫军事制度，消弭藩镇之祸。他还鉴于往年两河盗起，朝廷战必挫北，束兵自守，而行姑息之政，作《战论》、《守论》。他认真研究《孙子兵法》，为其作注三卷。可惜他的这些论政议军的文章，并没有引起当时朝廷的重视，但后世确有很高的评价，供帝王研读的《资治通鉴》不惜用三千字的篇幅摘编了这些文章。从杜牧到司马光经历了200年，政治家兼史学家的司马光，以历史的眼光对杜牧这些议论时政的主张给予肯定，杜牧个人最为得意的事也是为《孙子兵法》作注。他自撰的墓志铭对所有诗词文赋均未置一言，唯一提到的著作就是《注孙子》。杜牧在仕的20多年里，不仅不断上书朝廷提出自己的政治军事主张，更是以身尽忠尽责，他任黄州刺史时“遵行国风，彰扬至化。小大之狱，必以情恕；孤独鳏寡，必躬问抚。”任池州刺史时，针对当地十五年来江贼盗劫客商、杀人越货的情况进行了调查，分析其组成和流窜规律，上书朝廷在宣、润、洪、鄂及淮南设立共40只船、1200人的巡检军队，并添置官渡，便利商旅，弥绝盗贼。
杜牧一生没有得到重用，其原因：一是身处晚唐衰落混乱的年代；二是不由自主的陷入朋党漩涡；三是个人“疏野放荡”、“不拘细行”的性格。在仕宦失意中，常常流连于歌楼舞馆间，狎妓之事也时常出现。《唐才子传》形容他“风情颇张，不能自遏”。当然《唐才子传》主要从才子一个侧面，记述他的风流事迹，难免以偏概全，以至于杜牧在后人心目中的形象，不是论列大事的军事家政治家，而是风流倜傥的诗人文士，尽管《新唐书》肯定他“刚直有奇节，不为龌龊小谨，敢论列大事，直陈病利尤切至。”可后者又有几人知呢？人们津津乐道的只剩下“十年一觉扬州梦”、“二十四桥明月夜”，等等。其实，我们联系作者的身世，会发现这些作品从表面来看是写女子青楼，从深层来看确是寄托了作者自己的情怀。如果联系白居易的《琵琶行》，可知道借女子之身世来写自己的情怀并不是一种新鲜的手段。在后代，如秦观的词，便是“将身世之感打并入艳情”（周济《宋四家词选》眉批），这种手法是很有传承性的。在古代士人眼里，入仕和归隐实在是件大事，而真正甘心归隐的绝对是少数，而且这也发生在步入仕途之后。就这个层面讲，这已经成了中国古代士人的一种情结。这种内在心理的历史沉淀，便转换成一种心理机制，使得在任何一种类似的现象中，都会涌动着一种彷徨的仕宦情绪。可以说这种情绪原本是某种个人感觉，不过它具有普遍性，因而成为历史的情绪。这种限于个人情绪的抒发，源于一种失意，而这使得某些士人终于跳出一己之情感，开始审视这个社会、历史甚至是宇宙的一种永恒定律。王国维有词《蝶恋花》：“窈窕燕姬年十五。惯曳长裙，不作纤纤步。众里嫣然通一顾，人间颜色如尘土。一树亭亭花乍吐。除却天然，欲赠浑无语。当面吴娘夸善舞，可怜总被腰肢误。”词中“众里嫣然通一顾”，讲自己在众人中惟独对燕姬心意暗许，这其实就是政治选择的表层倾诉。杜牧诗歌中的这种情绪常常还停留在对未来的迷茫感觉中，不过一个心怀焦虑的形象也就凸现出来了，这就和稼轩在灯市中“众里寻她千百度”一样，透着醉梦般的执着和期待。这种情绪也不单单是一个人的了，我想这是作品最能引人深思的地方。
牛僧儒任扬州节度使期间，扬州连年遭受水灾、旱灾、火灾，可是扬州仍然歌舞升平，杜牧的“谁知竹西路，歌吹是扬州”含蓄地表达百姓生活苦不堪言，有谁关心他们呢？同样“谁家唱水调，明月满扬州”等诗句也暗含对战乱不断，百姓流离之时，豪门富贵歌舞升平、纸醉金迷生活的抨击，只是非直述，而没有引起后来者的注意，这对杜牧是不公平的。杜牧临死前，烧掉了自己的大部分著作，现在《杜牧集》里许多诗是后人搜集补充的。杜牧最看重的《论孙子》并未广为流传，而他自己烧掉、不愿流于后世的某些诗，却被人找到，且流传甚广，这些当然是有违杜牧的本意。其实杜牧在世时，在《遣怀》中就有“落魄江湖载酒行，楚腰纤细掌中轻。十年一觉扬州梦，赢得青楼薄幸名”的诗句，既是对年轻时的作风表示了忏悔，又是对人们误读他的感慨。朋党之争，他陷在其中挣扎反复，政治消磨了一个昂扬的青年，十年一梦，他觉得该醒了，然而那魂魄却遗落在彼处。风月尚可容身，政治已经没有容身之处了，你看，“赢得”两字间得隐隐不屑，“薄幸名”后藏住的自嘲后悔之心，不是不难感觉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