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干事到报社当一名编辑应该是很自然的事，在我的新闻干事同事中，就有两位直接从部队调报社任编辑的。我也曾有两次机会，一次不知道就差点儿当了编辑；另一次几乎成了，却又阴差阳错，终未能如愿。
1980年初，我调师报道组工作不久。原武汉军区《战斗报》社通联科的一位编辑，到我们部队组稿。后来我才知道，说是组稿，实际上是考察我当编辑的事。那时，我们报道组5个同志，两个文字干事，一个摄影干事，两个战士报道员。姓汪名基正的文字干事担任报道组长，我们报道组的同志平时习惯叫他汪组长。一般报社编辑记者来部队采访都是由汪组长陪同。如果报社科长们来采访则由宣传科科长和汪组长共同陪同。我们报道组的其他同志，只是在编辑到来时和组织线索汇报时才有机会与编辑见面。
在那次线索汇报会上，有一位编辑就很详细地问了我的一些情况，比如家庭出身，本人文化程度，入伍前后都干过什么，以及搞报道以来写过多少篇稿子又见过多少篇报，我都一一作了回答。末了他还让我把搞报道以来写过的稿子底稿找出来给他看，因我搞报道总共才1年多时间，底稿都保存的完好。他问了我这么多，由于当时太年轻，搞新闻报道时间又短，根本就没往这方面想，竟一点也没觉察出来。编辑回报社后，师里很快就接到我到报社帮助工作的调令。
事情就是这样的不巧，师里接到调令时，我的恋爱对象——一个家乡公社的女干部却出了点问题，我当时正在家中处理。由于事实清楚，我们很快解除了恋爱关系。但当时部队正是个别农村籍战士提干后，与恋爱对象纠纷比较集中的时候，我们师当时就有三位农村籍战士提干后，不愿再与恋爱对象保持关系，弄得这几个女青年找到部队领导又哭又闹的，以致于领导不得不实行高压政策，强行让他们成婚了事。当时如果注意看报纸的同志，还可以看到，个别农村女青年因不满恋爱对象解除婚恋关系，竟服毒自杀，这虽然是极个别的情况，但在军内外造成极坏影响。因而那时各级领导对这方面的问题都非常敏感，涉及到这方面的情况都非常慎重。尽管我的情况与这种情况有质的区别，但师里接到调令后，领导怕事情会节外生枝，还是给那家报社领导通了电话说了这个情况，该报社的领导也怕是喜新厌旧方面的事情，回答说那就不用急着报到，等事情处理完了再说吧。
这一再说吧，便没了音讯。据宣传科长后来说，我归队后，他把情况给那家报社的通联科长作了说明，该报社也没回话。那时的保密工作真是做得可以。我要调报社帮助工作的事，汪组长、宣传科长和师里政工领导都是知道的，但没有一个透露消息，我也就一直蒙在鼓里。直到4个月后的一天，该报社的通联科长从兄弟单位采访路过我们部队，他当着我的面说起这事我才知道，我差点儿当了编辑的事。因当时选编辑有两个人选，本来确定了我，因我恋爱对象的事，才又易了人。我只有怨自己运气不好。
1983年12月底，我回赣中那座美丽的小城探亲。那时这座城市的地区报纸复刊不久，我家属厂里原在该报当编辑的一个同志，后来回去当了通联科长。由于搞新闻的缘故，我家属同我一起去见了那位科长。科长挺热情地说，报纸刚复刊，稿子缺得很，你如果有兴趣，可以利用假期给我们写点稿子，随便什么都行。
我家在农村，在与乡亲们的接触中，发现这么一种现象，一向青睐农家肥种庄稼的家乡农民们，竟一窝蜂地迷信起化肥的作用来。主要是化肥种庄稼，庄稼长势好，成熟早，产量也高。但却忽视了成本高，地易结板，且种出的瓜不够甜，菜也没有农家肥种出的味道好。与此同时，我了解到我们大队有一农户坚持用农家肥种庄稼，不仅成本低，地质结构好，而且种出的瓜菜销路好，是我们大队屈指可数的富裕户。我便写了篇《农家肥使他致了富》的新闻稿，地区报刊用时还配了题目叫《不要冷落了农家肥》的短评，接着，省级报纸也转载了。
该报社的通联科科长便对我感了兴趣，说我们报社正缺编辑记者，你要是愿意，可以立即转业到这里干，你既可以继续发挥特长，还可以照顾到家庭。说得我动心了，他又同我去见了报社社长，社长也承诺，只要转业，到我这里干没问题。这样我假期没休完，就跑回部队要求转业。
宣传科长一听我要求转业，不问青红皂白便劈头盖脸地把我训了一顿，但经不起我再三解释和软缠硬磨，他也认为机会难得，才动了恻隐之心。说我这里好说，主任那里怎么办，你这样如实讲是肯定行不通的，得要有充分的理由知道吗？他看我似懂非懂的样子，又说，比如说，你家在农村，爱人的父母虽在城里，但各自都有工作，你爱人一人既要照顾孩子，又要上班，困难肯定很多。接着他又自言自语地说，这虽是理由，但还不是很充分，这样的困难只要是军人家庭都不同程度地存在，你们那里不是革命老区吗？老区人才缺乏，要是你家乡报社的那个科长能以报社的名义写封信给主任，就说办报缺乏编辑人才，让部队从支援老区的角度考虑，让你转业。主任是个老“马列”，说不定这样能认可。我当时非常佩服宣传科长的水平，觉得他考虑问题很周全，遇事很有办法。我立即给家乡报社的那位科长写信。那时不像现在有手机、电话等联络工具，几分钟就能把事情说的明明白白。那时联络主要是写信或拍电报。像这样的事情，拍电报很难说清，只有写信。这位报社科长也确实想促成这件事，接信后就按要求以报社的名义给我部队的宣传科长和政治部主任写了信。在宣传科长的斡旋下，主任真的同意了。并将我的转业名单报到了军里。由于成为转业对象，我理所当然地请假继续休假，回到老家便主动到报社的通联科帮忙。
满以为当编辑是不成问题的了，谁知，没过几天，部队便拍来电报，让我接电速归。回到师里才知道，我们的汪组长调军里任新闻干事去了。于是我便成了师报道组长的合适人选，师里领导也是这样认为，又不让我转业，而让我担任师的报道组长，军令如山，我只有服从。
从这以后，随着军龄的增长，年龄的增加，岗位的转换，职务的晋升，我才渐渐地放弃了当编辑的念头。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