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保仓
“那是另外一个心灵世界和人格天地，即便仅仅是仰望一眼，也会对比出我们所习惯的一切的平庸。”
——题记
他们正赶上“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的时候。他们不合作的理由简单，无那“心”是也，不合作的方式更简单，不愿当官。
他们经常在竹林旁，喝喝酒，说说庄子，谈谈《易经》，吹吹风，人少的时候，吃点药。那是种叫五石散的药，价格不亚于现代的海洛因，不是一般人能吃得起的。据鲁迅先生考证，吃了这种药，内里烧得慌，得吃冷食，喝冷酒，穿宽大的衣服，还要不停地行走，叫行散。基本上有七个人，时人谓之竹林七贤。贤者，字典上说，有德行、有才能者也。
但笔者认为，他们说不上什么大好人，但也没有做什么坏事，只是行为有些另类。他们由于一个特殊的历史机缘，摆脱了中国人数千年来为生计所迫的境地，不用上班，不用养家糊口，不用担心公司或企业是否盈利，不用为衣食住行发愁，操心的只是如何打发日子。虽然是天生的有钱、有闲阶层，但没说过“我爹是……”或“弄死他，我赔钱”之类的话。
可是，当权的统治者却偏要他们来做官。七贤之一的山涛另有他任，便给七贤的精神领袖嵇康写了封邀请信，让他接替礼部侍郎一职，又叫选曹郎，大约相当于今天的分管干部的中组部副部长，也是许多人求之不得的职位。咱们的嵇康接到信时很可能是刚吃过五石散，本就心中发热，阅信后更是怒火中烧，提起笔来，那篇有名的《与山巨源绝交书》便诞生了。
魏代汉，晋替魏，本无所谓对错；弱肉强食，符合自然规律。你有那“心”，俺无那意，各行其是，何必强求？可统治者的讨厌就在这里，非要别人来入伙。《古文观止》上李密的《陈情表》也是为此而写。只是李密的“表”写得柔情百端，安然过关，嵇康的“书”太过慷慨激扬，由此而被杀了头。史载，他临刑之日，3000多名太学生前往为他送行。别说是在古代，就是现在，这场面如果没有人组织或要求，一下子有3000多人去送行的恐怕也少见。
嵇康看这么多人来了，觉得怪对不住人的，便让人把琴拿来，将很少人会弹奏也很少人听过的名曲《广陵散》酣畅淋漓地演奏了一遍。他想，权当诸位是来欣赏一场音乐会吧！然后，这位绝对的帅哥、多才多艺的青年从容赴死。
嵇康的同道刘伶，每天携壶酒，坐上独轮车，让仆人肩上扛把铁锹在后面跟着，一边喝酒，一边自言自语地说：“死便埋我！”
竹林七贤的另一主角阮籍，坐的是四匹马拉的车，喝着酒，任由车随便走，一直走到无路可走，他才痛哭一番，什么也不说地往回转。唯有一次，他经过据说是当年楚汉相争最为激烈的广武山，大声喊道：“时无英雄，遂使竖子成名。”说谁呢？不清楚，到现在，史学家还在争呢。
司马昭时为大将军，想与阮籍结为儿女亲家，提亲的人每次登门，只能见到沉醉不醒的阮先生，没法说话，这样的情形持续了两个多月，大将军只好作罢。酒多伤身体，阮籍在嵇康死后两三个月，也告别人世。
山涛，七贤中的长者，认认真真地当官，兢兢业业地干事，虽然嵇康写信把他骂得体无完肤，还要绝交，但死前却把子女托付给山涛。历史可以作证，他们彼此的信任与理解没有发生意外，太难得了。而那时，嵇康的哥哥还好好地当着大官。
嵇康的跟班向秀，在去洛阳赴任的途中，经过七贤当年相聚的山阳，恋恋不舍地写下了那篇《思旧赋》，由于心存畏惧，文章不长。一千多年后，鲁迅还在埋怨他何以只写了那么寥寥几行。
偶然看到甘地“非暴力不合作运动”的文章，突然阿Q般地想这算什么，中国一千多年前就有了，那就是竹林七贤，他们才是“不合作运动”的先驱。只是，甘地的“不合作”独立了一个国家，而七贤被杀得七零八落。这就是地域、时代的不同。
嵇康们并不是像甘地那样，志在达到政治上的某种目的，而只是想本色地活着，想从今天起做一个幸福的人，打铁、弹奏音乐、吟诗作赋，放飞心灵，拓一片精神自由的天空。在树下打铁不为稻粱谋，而是乐趣。乡邻来敲把镰刀，打把锄头，免费！携壶酒来，就一同坐下话话桑麻，捉只鸡来，便手撕口咬，嚼嚼鸡肋；弹奏音乐，不售门票，写下了诗赋就大声地朗诵，读到会意处把酒大笑，触到伤心处嚎啕大哭……一棵茁壮的文化小苗慢慢地钻出地面，假若能够长大，我们文化的历史该会留下异样的奇葩。可惜的是，这样的存在竟然被统治者嫉妒，偏要他们来入伙，于是政治的阴霾将之一口吞没，本真的面目消失了，传下来的是无处不在的面具。
“万类霜天竞自由”。不知过了几世几劫，一个伟人年轻的时候这样写道。你瞧，人类追求自由的灵性跨越着时空在传承。更多的后人只能在历史的夹缝中偶尔偷窥一番七贤，然后继续“心为行役”的人生。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