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崔保仓
一个人在98岁的高龄安然逝去，应该为之感到高兴，毕竟，生老病死的自然规律不是太好改变。说谁“万岁”，除了是个口不应心的恭维或献媚外，它甚至连“可能”的边都沾不上。然而，“万岁”的呼喊声却在我们民族的历史上回响了几千年。
虽然如此，当2009年10月31日钱学森先生辞世的消息传来，许许多多的中国人还是为之一震，继而是长长的黯然神伤。大家为失去这样的一位“人民科学家”而感到惋惜和悲痛。翻阅着介绍、纪念钱学森先生的文字，笔者在无限敬仰的同时，从钱学森先生身上感悟得更多的是一个民族的良知。
挺起中华民族的脊梁
在2009年11月6日送别钱学森先生的仪式上，一位60多岁的老人自费从成都赶到北京，带着自制的3米横幅，上写：“四川人民缅怀‘两弹一星’元勋钱学森老人”、“‘两弹一星’真正让中国人挺起了脊梁”。
狼和小羊的故事大家都知道，似乎仅是个寓言。其实在我们的现实生活中，这个故事的情节时不时地在上演着。最近香港的一家报纸说，如果中国用弹道导弹打航母的话，很可能被美俄误判而遭到核报复。“狼”驾驶着航母到别人的家门口耀武扬威，干涉着他国的内政，遭到“拒绝”和反抗即举起“核大棒”，而且还要把俄国也一并“祭”起来。试想中国没有“两弹一星”行吗？
中国政府早有承诺：不首先、不对无核国家使用核武器。别人的正当自卫你“误判”什么？这就像站在上游的狼对小羊说，“你弄脏了我的水”一样。一个网友对上面的“误判”文章跟帖说：“人不犯我，我不犯人，人若犯我，我必灭之。”
“核大棒”的阴影不止一次地在新中国的上空掠过。朝鲜战争时期，美国曾有人提议；1969年的前苏联，曾准备对中国实施“核手术”；美国曾有人预言，大陆如果武力解放台湾，可能会受到美国的核干涉。但毛泽东说过：“原子弹也是纸老虎。”好像有这样的一段对白：一个美国的官员对周总理说，美国的核武器可以把全世界毁灭几十次。周总理讲，中国的核武器可以把全世界毁灭一次。
“外国人能做到的，中国人也一定能做到！”在这受命于危难之际的铿锵誓言里，有一个让中国挺直腰杆的刚强。平心而论，钱学森先生那一代人，并不比后来者更有天分，但出身于贫弱中国，怀抱着复兴大志和民族的良知，他们挑得起历史的千斤重担，放得下个人的利害得失，他们勇往直前。假若没有他们，我们该在怎样的“核讹诈”里恐惧、徘徊。
后不见来者辗转反侧
“巨星陨落，举国哀痛。大师的背影远去，留下的不仅是一座座学术的高峰，同时留下了对这个时代的拷问：新的大师出现还有多久，我们还能等得起多久？”人民日报发出了这样的疑问。
美国一所著名大学的导师规定，每周三下午为小周末，一个班的研究生聚在一起喝茶，不准谈本专业的事，必须是专业外的东西，否则得保持沉默。
新中国成立后，照搬苏联模式，对大学的学科设置、课程安排进行了大调整，产生了许多弊端。钱学森先生回国后不久就注意这一现象，说清华、上海交大不像原来了，专业分得很细，培养出来的都是“专家”。而“专家”在美国是个贬义词，如果他们说到谁是“专家”，意思就是说他就懂那么一点，而且有点死心眼。
钱学森先生身前说，国家投了不少钱搞“创新工程”、“创新计划”等，这是必要的，但更重要的是培养具有创新思想的人才。问题在于中国还没有一所大学能够按照培养科学技术发明创造的模式去办学，都是人云亦云、一般化的，没有自己独特的创新的东西。受封建思想的影响，一直是这个样子。他认为这是中国当前的大问题。他多次谈到这个问题，包括一些中央领导同志看望他的时候。
钱学森先生在花费30多年的时间完成了国家交给他的重大历史使命后，对身边的秘书说，其实，搞“两弹”这种工程项目是组织上的任务，并不是他之兴趣所在。他的兴趣是在学术领域，是在思想上的创新。他对美国的加州理工学院推崇备至：创新的学风弥漫在整个校园，可以说，整个学校的精神就是创新。在这里，你必须想别人没有想到的东西，说别人没有说过的话。鼓励跨专业、跨学科听课。可惜的是中国没有一所这样的学校，别人说过的才说，没有说过的就不敢说，这样是培养不出帅才的。
钱先生从小就是一边学理工，一边学音乐、绘画。他说，科学上的创新光靠严密的逻辑思维不行，创新的思想往往开始于形象思维，从大跨度的联想中得到启迪，然后再用严密的逻辑加以验证。
钱学森先生虽然离我们远去，但由此引发的思考并没有停止。他何以能成为国人敬仰、世人尊重的科学大师？笔者认为，除了他自身博学敏思的素质外，中华民族的良知才是他真正的内在驱动力。他离去后留下的空白，我们在不久的将来就能感觉到；他的英名和事业将永为炎黄子孙所铭记。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