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罗福惠
移民的类型，从原因和性质考察，可以区分为政治移民和经济移民两类；从迁出和迁入的方向考察，可以区分为外向型（从中原腹地迁往周边）和内向型（从周边迁往中原腹地）两类。各种类型的移民都可能具有调整人口布局、资源分配、提高生产力、加强族群融合的作用，本文侧重讨论政治性外向型移民对迁入地政治生态和文化发展的影响。
一
从西周到南宋，从河南向外移民而且明显属于政治原因者，主要有以下四次或者说四个阶段。
第一个阶段是楚人从河南开始辗转迁徙，终于到江汉地区建国。楚人的始祖季连，是黄帝族颛顼系的后裔，属于上古的华夏集团。《左传·僖公二年》有“诸侯城楚丘而封卫”的记述。《诗·鄘风·定之方中》云：“定之方中，作于楚宫，揆之以日，作于楚室。……升彼虚（同墟）矣，以望楚矣。望楚与堂，景山与京”，记载的也是获封于“卫”的卫文公在楚墟（楚人先前所居之地）筑城与宫室之事。这个后来称为卫国的地方就是楚人的故地楚丘，从朱熹到顾栋高再到今人李学勤，都一致认定在今河南滑县东。
山东曹县东南也有一个楚丘，今人何光岳认为这是楚人第二次迁徙的所居地，从而把最先聚居之地的地名移来。大约在夏末，楚人迁回河南新郑、许昌以北一带。此后又曾迁徙到郾城县东三十五里处的熊山，楚人先祖穴熊即因在此穴居而得名。因为东面商人的压力，楚人此后又迁徙到今河南禹县西北五十里处的荆山（楚荆通用，均为丛木杂生之状）。其后商人势力更大，楚人又迁徙到今灵宝县西南三十五里处的荆山（俗名覆釜山，在渑池附近）。不久因商王武丁的征讨，楚人为依附同属于华夏集团的西周，迁徙到陕西朝邑境内的华原山，仍遵旧习称此处为荆山，把洴水改称楚水。商末，西周开始强盛，楚人又越过终南山，迁到上洛（今商县）。所以今商县一带还有楚山、楚水、大荆川、西荆川等地名。
第二个阶段是在西晋末年永嘉之乱（公元307年）以后长达百余年的时间里，河南一些大族与民众追随东晋及南朝政权的大迁徙。如《晋书》记载，陈郡阳夏（今太康）人袁环于西晋末“与弟欲奉母避乱，求为江淮间县，拜吕令”，永嘉之乱后“转江都，因南渡”。在此前后，“中州士女避乱江左者十六七”。此次人口大迁徙呈现为集团式行动。由于名门大族的首领，地方官员，豪强和士人具有社会地位、军政实权或组织指挥能力，移出者遂大多以地域宗族为单位，依附于上述领袖而集体迁徙。一个移民群体往往有数百、上千甚至数万人之多。
第三阶段有唐前期高宗——武后——睿宗时代，陈政、陈元光父子的“平乱”与“开漳”（公元669-711年），唐末五代王潮、王审知兄弟父子的“王闽”（公元885-945年）。前者是唐高宗时，闽南“蛮獠”起兵叛乱，光州固始陈政奉命率将士113员、府兵3600人前往平叛，陈政之子陈元光随行。由于初战不利，陈政之母魏敬、兄弟陈敏、陈敷率固始58姓府兵数千人驰援，终于平定泉州、潮州（今属广东）间的“獠乱”。688年因陈元光之请，朝廷下令设置漳州，陈元光任漳州刺史，陈氏父子治理漳州40余年。陈氏子弟及属下府兵中多数人此后就定居闽南。
后者是在唐末农民起义中，固始人王潮、王审知兄弟起兵后率部南进，经江西进入福建，先攻下汀州（今长汀）、漳州、泉州，继而夺取福州，控制福建全境。王潮、王审知得到唐王朝的承认和册封，王审知之子王延翰更称王建国，此即五代史上的闽国，王氏兄弟父子治闽40多年。随同他们入闽的固始人，据清末固始进士何品黎考证，有18姓5000多人。而《中国移民史》第三卷中的列表则显示，此次有黄、潘、孙、郑、周、朱、李、王、陈、郭、魏、林、刘、姜、裴、蔡、夏侯、叶、曾、和、傅、韩、杨、许、方、丁、徐、孔、詹、翁、熊、江、吕、崔、柳、邓、吴、邹、苏、连等40个姓氏，“数量在二三万人左右”。固始陈氏、王氏两次带往福建的移民，成为后来有族谱可据的河南人迁居福建的基本群体。
第四阶段是北宋末靖康之变（公元1126年）后近200年的人口迁徙。由于淮河以北的中原地区先后处于战乱和金人、蒙古人的统治之下，而从开封迁移到临安（今杭州）的南宋政权维持了150余年，不愿服从金人、蒙古人统治的中原王室、官僚、将士和普通民众持续南迁，人数多达数百万之众。执掌南宋政权的大多是靖康之变时随高宗南迁的上层移民及其后裔，南宋（特别是前期）的军人也主要来自北方。其中“临安移民的76%来自河南……”
二
政治移民与经济移民最大的不同，是前者首先会明显改变迁入地的政治生态和社会结构，而后者的作用则首先是扩大资源开发和增加物质生产。
从秦、汉、三国到西晋，长江流域及其以南的地区在统一国家中的作用仍然远逊于中原，这里人们的地域观念至少不弱于国家观念。“吴地”（长江下游地区）尤其如此。于助成东晋政权确立有大功的王导，西晋末曾“徙镇建康，吴人不附”。但东晋奠都建康之后，一面对中原南迁者“收其贤人君子，与之图事”，一面对当地土著“宾礼故老，存问风俗，虚已倾心，以招俊义”，尤重“此土之望，……引之以结人心”，“由是吴会风靡，百姓归心焉。自此之后，渐相崇奉，君臣之礼始定。”从中原南迁的高门大族不仅结成牢固的乡族集团，还使东晋政权在自己的疆域里大量设置侨州郡县。从而不仅推动了地区经济的开发，更继续吸引中原同郡之人南迁，得以汇聚人心与实力，与北方政权对抗。
漳州地处福建泉州和广东潮州之间，自汉代以后“久成荒徼，蛮獠纷乱，民不知礼，号称难治”。唐代陈元光平定乱事，增置漳州，变”七闽“为”八闽“，建县置吏，委派属官治理。开创漳州地区的屯田制度，让驻军垦荒自给；招致中原流民，着手兴办学校，使漳州成为”治教之邦“。福建《云霄县志》称颂陈元光说，”公开建漳邦，功在有唐，州民永赖。“所以，陈元光的”开漳“实可视为唐王朝治下有计划有组织的政治移民和治理开发活动。
王潮、王审知兄弟父子的政治角色常有转换。其先他们是“反唐”的叛乱者，由于控制了福建全境，处于风雨飘摇中的唐王朝只得承认王氏对福建的治权，先任王潮为“节度福建管内观察使”，其弟王审知为副。王潮去世后，唐王朝以王审知继其兄职，并加封为琅琊郡王。后梁朱温篡唐以后，更册封王审知为闽王。王潮、王审知治闽期间，对中原王朝政权称臣，与周边各种割据势力交好；对内保境安民，抚流亡，定赋敛，劝农桑，促进了福建地区中原化。但到王审知之子王延翰自己建国称王以后又出现内乱。
从上述四个阶段的移民情形来看，由于南迁的上层人物掌控了权力资源，在一定程度上得以制订和执行吸引、安置、保护移民的制度和政策，所以在上述各阶段相当长的时间里，南迁移民持续不断。楚国、东晋、南宋的情形不用说，就连王潮、王审知、王延翰统治下的“闽”，也是如此。由于福建偏僻多山，战祸较少波及，王氏兄弟父子不仅招抚流亡，更建招贤院礼待外来上层人士，使得唐末中原公卿一时认为“安莫安于闽越，诚莫诚于我公（指王潮、王审知兄弟）”，遂通过荆襄吴越而远迁福建。在“中原乱，公卿多来依之”的浪潮中，有著名士大夫如杨承休、郑璘、韩偓、归传懿、杨赞图、郑戬等人。还有唐宰相王溥之子王淡，宰相杨涉从弟杨沂，知名进士徐寅，大司农王标，司勋员外郎王拯等。曾任河西节度使的翁郜，“携家来建阳居焉”。后唐庄宗之弟李崇礼举家迁入延平（今南平）。
三
政治移民中的中上层群体，作为文化尤其是制度文化和学术文化的主要载体，无疑会给迁入地带来文化繁荣。而从中原带来的固有文化与南方各地的原有土著文化结合，又会产生新的具有地域性和时代特色的文化。
在楚人进入江汉沮漳地区这前，长江中游主要生息着“三苗”、“百越”、巴人和濮人，草莽未辟，文化落后。通过楚人几百年的开发经营，中原文化、三苗文化、百越文化、巴濮文化等融合而成瑰丽新奇、丰富多彩的楚文化。楚国不仅在制度上比南各方地先进，而且城市和宫室建筑雄伟华丽；冶炼、纺织、医药、髹漆都冠绝一时。政治家如楚庄王、孙叔敖，军事家如吴起，思想家如季梁（早于孔子）等，各类“楚材”史不绝书。尤其是屈原等人的“楚辞”，可说是中国古代文学中的精美绝伦之作，一直吸引着后人崇敬、仿效和研究，成为至今还在发挥着巨大影响的宝贵文化遗产。
长江下游地区直到三国和西晋时，文化仍然落后于中原。东晋和其后的南朝的中上层统治者，多为中原移民或其后裔。诗人、文学家和书法家也多出自这个群体。如鲍照、江淹、谢眺、谢灵运等人的诗，庾信的赋，王羲之、王献之父子的书法，还有昭明太子萧统编的《文选》，刘勰写的《文心雕龙》，钟嵘写的《诗品》，都在文学艺术史上占有重要地位。而上述诸人的原籍，均在河南和山东。
南方到了梁、陈两朝时逐渐衰微，占有中原的西魏和后来的隋终于占了上风。西魏和隋攻入南方之后，又强制一些中原移民北返。除了政治人物北返之外，学者文人也在重点之列，于是文学家王褒、王克、刘璠、殷不害、宗懔、庾信等人回到中原。音乐的情形也是如此。永嘉之乱以后，首都洛阳的大部分乐官和乐工南逃江陵或建业。到西魏灭梁时，就把江陵的乐工掳至关中；到隋灭陈时，又把留在江南的乐工集中到长安。当隋文帝听到在中原久已失传的“清乐”时，不禁大加赞赏，称其为“华夏正声”。
到了北宋，长江下游地区的文化水平已与中原并驾齐驱，南宋建立后更使该地区驾乎其上。在黄宗羲原著、全祖望修补的《宋元学案》中，记载有南宋学者1144人，其中115人来自中原，占学人总数的10%，他们广泛地活动于苏、浙、皖（南）、赣、闽、粤、湘、鄂、川九省。其中来自河南的最多，将近有50人。
南宋不少著名诗人、散文家也是中原移民。其中诗人陈与义（号去非）、吕本中、朱敦儒、曾几、韩元吉均自来河南。来自河南的散文家有晁说之、崔德符、陈叔易、吕祖谦和吕本中。由此可以发现，吕本中、吕祖谦父子在理学、诗歌、散文诸领域中都是具有一定影响，值得关注和研究的人物。
上述四个阶段因政治原因而引起的外向移民，除陈元光父子的那次之外，其余的从短期来看，或者可以说曾经造成各个有关时期的分裂割据之局。但从长远来看，却加速了中国广大南方的开发，促进了南方从政治到文化的中原化，从而最终有利于中国版图的巩固和文化的多样性统一。
（本文作者系华中师范大学中国近代史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