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跟党走了一辈子！”

——王布亭

王布亭，中共党员，党龄77年。1930年12月出生，河北省大名县人，1945年3月参加革命，曾在信阳市人民医院、信阳市卫生局、信阳市商业诊就站、浉河区五星街道社区卫生服务中心工作。1993年离休。

我叫王布亭，今年95岁。回首我这一生，党的光辉始终指引着我前进。

1930年2月，我出生在河北省大名县的一个农民家庭。我父亲懂点文化，小时候，我总缠着父亲教我《三字经》《论语》《百家姓》，后来我还上过三年学。现在回想起来，在那个饥寒交迫的年代里，那是我仅有的温暖时光。

1942年，大旱，庄稼颗粒无收，再加上日本鬼子的扫荡，民不聊生。我父亲因交不出“征粮”被押进炮楼，堂哥因民兵队长身份遭叛徒出卖，被日军杀害。我后来得知，我父亲和3个伯父都是饿死的。

国难家恨，像压在我心里的大石头，我决定要谋一个出路！当时，我的三哥在山东解放区三分区医院工作。我的一个表哥告诉我，三哥在部队很有出息，让我去找他。于是，在将家里不多的粮食全部留给母亲后，我便踏上了追随共产党的道路。那一年，我15岁。

在山东解放区，我找到了三哥。谁知那里的情况同样艰苦。伤员多，条件差，伤员都分散在老百姓家里住，缺医少药，卫生员挨家挨户给伤员换药、护理，转一圈下来得几天。虽然条件艰苦，但三哥总能想方设法为伤员提供帮助。

有一次，我撞见三哥将几枚铜板郑重地交给组织作为党费，懵懂中，我也想模仿，但是三哥说：“傻小子，得先入党！”这句话，像一把火，点燃了我心中的信仰之光。

战火纷飞中，我们是战士，也是医者。还记得1947年一个冬夜，我所在的刘邓大军第十纵队南下大别山，参加大别山区的反“围攻”作战。渡淮河时，水很急，我们穿着棉衣渡河，班长差点被卷走，所幸我们几个战友合力把他拉住了。过河后，我们把棉衣拧干水，赶紧跑步追赶大部队。同年冬，第十纵队穿过平汉铁路，挺进桐柏山区，开辟了新的根据地。当时的后方医院，条件很艰苦，手术室是老乡让出的瓦房，镊子是卫生员用竹子削磨的，用煮沸消毒过的缝衣针和丝线代替缝合线，向木匠借来一把手锯代替手术锯。但是，越是艰险越向前，我也在磨砺中迅速成长。

不久后，我入党了，日思夜想的愿望终于实现了！我一辈子都不会忘记两位入党介绍人的名字：郭万玉、王观林。党员是什么？党员是冲锋时的盾，亦是绝境中的灯！“党员”这两个字的分量，是沉甸甸的！

1950年10月，抗美援朝战争正式打响。当得知有一批战士即将坐火车开赴前线的消息后，我心潮澎湃。我混入开赴前线的队伍，却被团长拎下火车。我当时情绪还有些激动：“凭什么我不能去？”那是我平生唯一一次“违抗军令”。团长耐心开导我：“你是卫生班班长，有更重要的任务——培养新兵，支援朝鲜战场！”

后来，我来到解放军第八军医学校读大专。军事理论、文化思想、医学知识……科目很多，我非常珍惜学习的机会，常常通宵看书。学员们都是穷苦出身，没有文化，从一个词、一句话学起，大家都很努力。我也经常帮助其他学员，用树枝在沙地上画人体解剖图，帮助目不识丁的农家子弟学习医学知识。

1956年，我从解放军第八军医学校毕业，离家11年后终于踏上归途。也就是那次归家，我听到了一个既欣喜又心酸的消息：原来，记忆中总在深夜消失的父亲，竟是地下交通员；被日军虐杀的堂哥，也是一位英勇的共产党员！

为什么父亲总在夜里外出，挎着篮子，拿着铁锹？为什么堂哥这么受群众拥戴？儿时心中的疑问，都有了答案。父亲和堂哥是在用生命完成一项伟大的事业。我一定要沿着他们的足迹继续前行。

1960年，我调入信阳市人民医院（现信阳市第三人民医院）工作。当时的医疗条件有限，医院只有一个化验室，只能给病人做四大常规检查，给门诊医生配备的也只有听诊器、体温表、血压计。当时所有病人都在门诊看病，不分科室，病号很多，工作很繁杂，但是我绝不推脱，因为我是党员。

作为门诊部主任，面对信阳在放射治疗方面的空白，我力排众议，引进医院首台X光机。一台机器顶百个听诊器呢！后来，医院的设施不断完善，一批批医护人员成长成才。直到1993年离休，我一直工作在信阳的医疗卫生领域。

我现在虽然听力不好，但是眼神还可以，每天坚持读书、看报、看电视新闻。对国内新闻、国际局势，我都关心。每天下楼散步40分钟，走1200步，这是我的“长征”。

今年是中国人民抗日战争胜利80周年，和牺牲的战友相比，我很幸运，幸运地享受到了如今的幸福生活，幸运地见证了党带领人民一步步过上好日子。我这一辈子，最骄傲的事，就是跟党走了一辈子！和平年代，年轻一辈更应该铭记历史，坚守初心，珍惜学习的机会、工作的机会，学习最先进的技术，练就过硬本领，把我们的国家建设得更加强盛。

（口述：王布亭 整理：时秀敏 刘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