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泽林

暮春的息州书画院，我又一次站在已经泛黄的《石门颂》书法作品前。宣纸之上，铁画银钩的笔锋跃然入目，仿佛欲破纸而出。那是顿席珍老先生以自创“飞白皴”笔法完成的12米长卷，枯润之间如雷霆裂空。身为2002年才履职的政协委员，我终究未能亲睹这位世纪老人的风采，与之缘悭一面。二十余载的时空阻隔间，这些散落在息县各处的文化印记，始终在为我勾勒着这位世纪书法家的精神肖像。

记得初入政协时，老委员们常说起“陶情斋”的轶事。那座坐北朝南的宅院门楣高悬木匾，三字隶书浑厚如城砖垒砌，推门即见满墙碑帖。文学亮先生曾向我展示过一方泛黄的诗笺，那是2000年仲春，他向顿老求得的《悯农》诗作。老人家当时正患风寒，却执意让家人取来澄心堂纸，文学亮指着诗笺末行微微颤抖的收笔说：“你看这粒粒皆辛苦的‘苦’字，枯笔处恰似晒裂的田垄。”这让我想起档案中记载顿老的一件旧事：新中国成立前，顿老在潢川粮行当会计，常将废弃的包装纸裁成尺方，蘸着隔夜茶水练字。那些被岁月漂白的“水书”，或许正是陶情斋浑厚笔力的最初淬炼。

推开息县政协文史馆的樟木柜，一张泛黄照片记录着1935年的北平琉璃厂：身着青衫的青年俯身凝视《张猛龙碑》的拓片，指尖轻轻触碰，石屑悄然附着其上。这正是顿老“盲临法”的起点——蒙眼悬腕，全凭筋骨记忆再现碑帖魂魄。抗战烽火中，顿老蛰居洛阳龙门石窟，借拓碑之名，在《胆巴碑》临本中暗藏抗战情报。字里行间的颜体提按，实为豫西游击队的联络暗号。县档案馆至今保存着1943年日寇索字时，顿老挥毫写下的《正气歌》，落款处朱砂钤印如血：“此心光明，亦复何言。”

1984年的某期记录上，时任政协常务委员的顿老郑重提出“书法教育应从孩童时期抓起”的提案。泛黄的纸页间，钢笔批注如繁星点点：“可借鉴龙门二十品的盲临之法。”“书法当以心传，而非仅仅手摹其形。”1986年“现代书法展”的旧照中，顿老手持钢筋，在水泥预制板上书写《甲骨狂想曲》，铁屑混着墨色迸溅，将《开通褒斜道刻石》的野性注入工业时代。这张照片旁，静静躺着1991年《水泥帖》的显微扫描图——放大30倍后，钢筋与水泥摩擦产生的铁屑，在宣纸上形成星空般的金属结晶。

这些让我想起中国书法家协会会员鲍利生老师的回忆。鲍利生是顿老的弟子，顿老教他临帖时，总要在眼前悬三尺素绢，说“要让心眼穿透皮相，直取金石魂魄”。去年深秋，我到访信阳师范大学国学馆，玻璃展柜中的《四季屏风》在射灯下流转着奇异光华。春屏藤黄，似柳芽初绽绒毛；夏屏靛蓝，如暴雨前低气压凝聚；秋屏赭石，裹挟稻浪翻涌之韵；冬屏玄墨，凝结霜华绽放之音。工作人员说：“这是顿老先生2000年用红胶泥、石榴汁调制的‘五色墨’，墨方至今锁在政协保险柜。”

老人在临终前夜，以心电监护仪的波纹为节奏，用导联线蘸墨书写了《呼吸帖》。焦墨处似心跳迸发，枯笔处如气息将尽。威尼斯双年展策展人路易吉·切萨蒂曾含泪评价：“这不是书法，这是生命在宣纸上的心电图。”当数字书法体验馆的孩子们用光电笔临摹这幅作品时，虚拟墨迹随力度起伏，恰似顿老先生当年所说的：“写字要能听见金石声，闻到松烟香。”孩子们或许不会知道那些律动的线条里，承载着老一辈艺术家对这片土地的最后牵挂。

我常想起先生1987年致政协同僚信中的箴言：“笔墨是养心的药，需用光阴的文火慢煨。”恍惚间，总觉得那方“陶情斋”的木匾，仍在某处高悬。或许这就是文化传承的玄妙——我们虽未相逢，却早已在横竖撇捺间神交已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