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本报记者 时秀敏 李浩

沣峪口，秦岭北麓的一个普通村庄。

从信阳出发，车辆沿沪陕高速一路向西，驶过西安，秦岭的轮廓便在眼前铺展开来。进入长安区滦镇街道沣峪口村，山风从垭口灌进来，带着山里的清爽。我们在村口停下车，路边农家乐的招牌写着“秦岭土鸡”“凉皮鱼鱼”，烟火气扑面而来。这里是西安人的后花园，是西安市民进山休闲、亲近秦岭的寻常去处。

可91年前，这里并非休闲之地。

关帝庙的废墟上，立起了一座广场

沣峪口村不大，210国道穿村而过。

村党支部书记侯学文站在党群服务中心门口等我们，年逾五十的他，腰板挺得笔直。他领着我们往村里走，边走边介绍：“小时候听老人讲，这里曾来过队伍，但具体是哪一支，没人说得清。后来才知道，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的沣峪口会议就是在村里的关帝庙召开的。”

谈及关帝庙，侯学文满是惋惜：“2014年着了一把火，庙被烧塌了。后来村里在那儿修了个健身广场，老人们休闲唠嗑，小孩儿跑跑闹闹。说实话，那会儿谁也没多想，很少人知道90多年前的事。”

真正把这段历史重新挖掘出来，是近几年的事情。2026年3月，红二十五军沣峪口会议文化广场在关帝庙旧址旁落成。广场中央立着一面旗帜雕塑，刻着“中国工农红军北上抗日第二先遣队”大字。烈日照在雕塑旗帜上，泛着耀眼的光泽。两边是景观墙，一幅幅历史画面跃然墙上。

长安区融媒体中心主任赵荟渊全程陪同采访。他介绍，从摸底、立项到施工，用了不到两年时间。“长安区委宣传部、检察院、文旅局、档案馆多方协同发力，大家就一个念头：不能让这段历史继续躺在档案里。”

景观墙上镌刻着红二十五军长征路线地图。我们站在那里，一帧一帧地看，试图把地图上的每一条线都看清楚。

要理解沣峪口会议的分量，必须回到当时的历史情境之中。

1934年11月16日，红二十五军从罗山何家冲出发，踏上长征之路。在中共鄂豫皖省委率领下，部队一路浴血征战，转战鄂豫陕边，开辟了鄂豫陕革命根据地。截至1935年5月，鄂豫陕革命根据地已初具规模，人口近50万，耕地面积90多万亩。

然而，红二十五军自撤离鄂豫皖苏区后，便与中共中央失去联系。他们一边巩固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一边四处打探党中央的消息，却始终对主力红军的动向一无所知，必须在复杂的敌我态势中独立判断方向。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威逼西安时，从国民党的报纸上得悉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北上的动向。恰在这时，交通员石健民也赶到了。

煤油灯下的抉择，为中国革命赢得先机

石健民是原中共鄂豫皖省委的地下交通员。他辗转从上海经西安到达军部驻地，带来党中央数月前发出的几份文件，也带来中央红军和红四方面军已在川西会师并有向北行动的消息。

消息传来，全军为之振奋。

1935年7月15日晚，关帝庙里，煤油灯下。中共鄂豫陕省委召开紧急会议，吴焕先、程子华、徐海东、戴季英、郭述申等围坐在一起。会议由代理省委书记、军政委吴焕先主持。会上，他抑制不住激动：“为了与中央红军会师，我们必须西征北上！”

会议开了多久，史料没有确切记载。但《徐海东回忆录》中的一段话，让人读出了那一夜抉择的千钧分量——

“在此行动中，即使我们这3000多人都牺牲了，也是光荣的。”

会议作出决定：红二十五军立即西征北上，与陕甘红军会合。会议明确提出：“配合主力红军在西北的行动，迅速创造西北新的伟大的巩固的革命根据地。”吴焕先还及时向部队提出“迎接党中央”“迎接主力红军”的战斗口号。

会议还留下一个重要的“后手”——合并鄂陕、豫陕两特委，组成新的鄂豫陕特委，统一领导留在根据地的武装力量。如此“走”与“留”的安排，既保证了主力轻装北上，又维系了革命火种。

这次会议的历史地位，放在长征的大棋局中，看得更清。

（下转第二版）

记者手记

那一盏灯，从未熄灭

□时秀敏

站在今天的沣峪口，我们依然能感受到那次会议滚烫的温度。

我仿佛听见那晚煤油灯下关帝庙里的表决声，又仿佛看见那支从大别山走出的年轻队伍不屈而坚定的背影。

在最艰难的长征路上，他们明明可以留在相对安稳的根据地，却选择最危险的西征北上；他们明明渴望与党中央会合，却甘愿先做牵制敌人的“诱饵”。

没有地图上明确的路线，没有后方的支援。他们唯一有的，是对党中央的忠诚，是对革命大局的担当。

不是不知道前路凶险，而是因为他们知道：中央红军更需要他们。这种“主动找中央”的政治自觉、“牺牲小我、服从大局”的大局意识，正是大别山精神最深沉、最动人的底色。

红二十五军被誉为“北上先锋”。而先锋的意义，不仅在于走得快，更在于走得对、走得坚定。

夜幕降临，华灯初上。看着广场上休闲的村民、雕塑旁嬉戏的孩童，我突然明白了一件事——

那盏灯，从未熄灭。它只是换了种方式，亮在每个人的心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