高千理

亚里士多德将实践智慧界定为“一种同善恶相关的、合乎逻各斯的、求真的实践品质”，与技术性知识的可编码化、可传授性不同，实践智慧主要生成于具体的经验积累与反思。对于现代医学教育而言，医学生不仅需要掌握医学知识、专业技术，在其临床实践中，也需要作出“合乎于善”的恰当判断。可以说，医学实践对象的特殊性、临床情境的复杂性，使得实践智慧成为医学生专业成长不可或缺的能力。

一、医学教育中实践智慧的培养之困

在亚里士多德看来，年轻人很难具备实践智慧，因为实践智慧总是与具体事物相关的，其生成需要时间与经验。换言之，其非编码性的特点决定了它无法像解剖学知识或临床操作规范那样被直接“传授”与“复制”。然而，现代医学教育体系的底层逻辑恰恰建立在科学主义与技术理性之上，这种将医学视为一门以证据和规程为基础的精密技术的取向，与实践智慧的生成规律存在结构性的错位。

具体而言，医学教育的课程体系与评价体系高度依赖可量化、可编码的指标，强调的是知识的准确性与操作的规范性。在这种模式下，医学生习惯了在试卷上寻找“唯一正确答案”，却很少被要求面对一个没有标准解的真实困境并作出判断。实践智慧所要求的情境理解、价值权衡与关系协调，因其难以被标准化测量而长期处于课程体系的边缘。当一种能力无法被评价，它在资源配置与教学安排中就难以获得应有的重视，这种“评价盲区”使得实践智慧的培养始终停留在理念倡导层面，难以转化为具体的教学目标。

而在医学伦理教育中，伦理知识进入课堂必须具备“可传授性”，这要求其内容被抽象化、符号化为若干普遍原则——自主、不伤害、行善、公正，并以定义、条目与案例分析框架的形式被“讲授”给学生。然而，实践智慧恰恰无法还原为原则的集合。学生即便熟记伦理原则，掌握的也只是“原则是什么”的命题性知识，却未习得在具体情境中“应启用何种原则、如何权衡”的实践能力。​

更进一步来说，现代医院的高负荷运转使临床带教不得不追求效率，进一步压缩实践智慧的生长空间。一方面，如何与患者沟通、体察并共情他人情感等关涉人际敏锐度与情境理解力的能力，因其内隐性与非编码性而难以直接传授；另一方面，在医患矛盾频发的背景下，临床决策的首要考量往往从“什么是对患者最恰当的行动”退化为“如何最大限度降低职业风险”。当“不犯错”成为最高准则，实践智慧所要求的“在不确定中作出审慎判断”的勇气与技艺便难以生长。

二、高校辩论赛对医学生实践智慧培养的价值

我国现代高校辩论活动发轫于20世纪80年代中后期，目前全国超九成高校已常态化开设辩论社团与辩论赛事。近年来，部分高校更是立足专业特色，围绕医学类主题，开展了相关辩论活动的实践与探索，辩题覆盖知情同意、安宁疗护、AI辅助诊疗、公共卫生资源分配等临床真实困境。针对前文医学教育中培养实践智慧的结构性困境，辩论赛凭借其情境性、对抗性、对话性，成为培育医学生实践智慧的重要路径。

首先，辩论是以说服为核心的语言实践活动，它使抽象的原则回到具体的情境，培养学生的情境判断能力。亚里士多德指出，实践智慧“不只是关心普遍，还必须认识个别”，因为实践及其对象始终是具体的。比如“救命手术需患者知情同意才能做，应坦诚告知，还是善意隐瞒？”这一辩题中，患者的知情权是双方的普遍共识，但面对一个因恐惧而可能放弃治疗的患者究竟应该如何告知、何时告知以及告知到何种程度，则构成了双方讨论的核心。在辩论中，普遍化的伦理原则必须放置在具体的情境中去理解，推动医学生由“知道伦理原则”向“如何运用伦理原则”的转变。

其次，辩论的对抗性，使单一立场接受持续质询，培养学生审慎的权衡能力。在医学实践中，患者自主、生命救治、家庭伦理、公平正义等价值往往并非彼此协调，而是处于复杂的张力之中。而实践智慧则是在多重合理诉求中做出恰当判断的能力。辩论强制设置正反立场，使学生既要论证自己的观点，又必须面对对方的反驳，从而打破单一立场所形成的认知封闭。学生在“提出判断—遭遇质询—发现局限—重新权衡”的过程中，逐渐意识到任何判断都有其适用边界。在辩论的过程中，不是让学生陷入“各有道理”的相对主义，而是使其认识到，真正的实践判断必须经过多重价值的比较、权衡与取舍，最终形成“此时此地何者更为恰当”的审慎决断。

最后，辩论的对话性，使观点竞争走向关系协调，培养学生的反思能力。在现实的医疗实践中，无论是医患沟通、多学科会诊还是临终决策，其最终目标从来不是“说服对方”，而是在不同主体的诉求之间达成可接受的行动方案。辩论赛虽然以观点交锋为外在形式，但其深层价值恰恰在于通过理性对话、辩驳与反思，推动不同价值立场之间的相互理解，进而在对抗中孕育共识。因此，医学生参与辩论赛，不应仅以持方获胜为终点，更重要的是通过这一语言实践对自身的判断前提进行反思性审视。这种“在对抗中保持对话、在反思中寻求共识”的体验，为未来临床实践中处理医患关系、协调多学科分歧、参与临终决策提供了重要的预演。

三、结语

高校辩论赛为医学生实践智慧的生成提供了必要的实践场域，推动高校辩论赛对医学生实践智慧的培养，不仅需要辩论赛的形式，也有赖于规范性的教育设计。首先，辩题应立足医学实践并回应时代发展，辩论只有进入真实而不断变化的医学问题，才能避免成为脱离实践的语言竞技。其次，辩题应具有合理性与价值张力。正反双方均应具有现实依据和合理的价值诉求，避免通过预设明显强弱的立场制造“伪冲突”，使辩论真正成为多种合理诉求之间的判断训练。再次，对辩论的评价，应对学生临场的语言实践保持必要的开放性。医学实践中的判断并非总能以预设的标准答案呈现，学生在压力情境下即时生成、修正甚至不够成熟的表达，本身就是实践判断的预演；教育评价应当鼓励这种“临场性”，而非以标准化答案过度规训。最后，应形成常态化、制度化的教育支持。除校园辩论赛外，还可将辩论嵌入医学伦理学等课程，使其由阶段性的竞赛活动转化为持续性的实践智慧培养机制。

同时，必须看到辩论始终具有自身边界。它能够模拟判断，却无法替代真实行动；能够呈现价值冲突，却无法承担临床决策的真实后果。因此，医学教育不能将实践智慧的培养寄托于某一单一的实践形式，而应将辩论与临床见习、伦理案例研讨、医患沟通训练等实践活动结合起来，使医学生既具备精湛的医学技术，也能够对如何成为一个“好医生”有更加深入的理解。

【作者系吉林医药学院马克思主义学院助教、河海大学马克思主义学院2024级博士在读；本文系2023年吉林医药学院思想政治理论研究专项“‘辩论’在医学院校校园文化中的实践与挑战——以吉林医药学院为例”（项目编号：KY2023SZ08）】