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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时，群众被虚假宣传长期蒙蔽，分不清红军与欺压群众的旧军队，甚至把红军讲成烧杀抢掠的“红毛怪物”。“红军与穷人关系特别亲爱。红军所到之地欢迎群众谈话。欢迎群众开联席会。”传单上一听就懂的话语，不仅讲明白什么是红军，更让贫瘠土地上的穷苦人有了盼头。

短短几个月，红二十五军在鄂豫陕革命根据地迅速壮大，部队主力发展到3700多人，地方游击师、抗捐军发展到2000多人。乡亲们纳鞋备粮，救护伤员，他们认准一个理儿：红军是替穷人打仗的。

1935年2月，红二十五军在郧西召开群众大会，“打土豪、分田产”的主张一呼百应。青年李玉才徒步20多里赶来，当场报名参军。4个月后，升任副班长的他接到家中口信，母亲病重。临行时，上级将一张《什么是红军》的传单交到李玉才手中：“拿好它，回到家乡，讲给你信任的人，继续扩大红军力量。”

为躲避反动民团搜查，李玉才躲进深山前，将传单带回村里，交给妻子刘立英，并嘱咐：“用生命担保宣传单，不能透露它的下落。”

“我奶奶用红布包好传单，藏进房檐缝隙，用砖头封死。反动民团追查传单下落，将她吊起来打，用锥子扎，她愣是咬紧牙关，没吐半个字。”向记者讲述时，李玉才的孙子、59岁的李登科红了眼眶。

1981年，刘立英老人找出保存了近半个世纪的宣传单，交给郧西县委原党史办，兑现当年的承诺。

如今，以这个故事为蓝本，郧西打造沉浸式数字戏剧《红色郧西》和大型儿童剧目《传单星火耀郧西》，演出场场爆满，当年红军播下的种子，在这片热土代代相传。

凭啥能立足？

红二十五军长征途中以郧西为核心区域创建了鄂豫陕苏区第一块革命根据地，这背后，是一系列关键决策在郧西这片热土上的集中落地。

1934年12月10日，鄂豫皖省委在庾家河召开第十八次常委会，决定改称鄂豫陕省委，就地创建根据地。战略方向明晰之后，如何应对内部疑虑和外部围剿，在流动中“扎下根”，才是真正的考验。

随后，在郧西召开的三次重要会议，拨开云雾见月明。

1935年2月19日，省委在郧西庙川虎坪涝池大院召开常委会议，史称“郧西会议”，通过《为完全打破敌人进攻，争取春荒斗争的彻底胜利，创造新苏区的决议案》，统一了思想，坚定了创建根据地的决心。

当年5月19日，省委在郧西庙川召开第一次执委会议，史称“庙川会议”，针对敌人的“围剿”，通过《中共鄂豫陕省委关于完全粉碎敌人二次进攻，为开创新苏区而斗争的决议》，从组织上巩固了根据地。

紧接着，5月下旬，省委在郧西莫家山九棵树召开执委会议，史称“九棵树会议”，确定“诱敌深入，先拖后打”的反“围剿”方针，随后在荆紫关、袁家沟口等战斗中大获全胜，取得了第二次反“围剿”的胜利。

1935年7月，红二十五军主力西征北上，留守部队组建红七十四师，继续独立坚持鄂豫陕边斗争，先后3次打破敌人对根据地的围攻。1937年8月，红七十四师奉命开赴三原，编入八路军第一一五师。扎根两年多，鄂豫陕革命根据地书写了根据地斗争史上的不朽篇章。

从鄂豫皖到鄂豫陕，变的是山川大地，不变的是红二十五军从大别山带来的那股精气神。大别山精神融进了每一个决议、每一次战斗、每一回洗礼。精神扎下根，力量汇成海，或许这就是凭啥能立足的秘诀。

从大别山到秦巴山，红旗漫卷，薪火不息，初心未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