徐廉欣

当前，应用型本科高校正处于从外延扩张转向内涵建设的关键时期，如何探索一条符合自身定位的特色育人路径，已成为这类院校必须回应的现实课题，“劳动+思政”协同育人正是在这一背景下实施的教育教学创新与实践。本文从理论依据、价值意蕴、实践进路三个维度展开系统论述，旨在为应用型本科高校走出一条德技并修、知行合一的特色育人道路提供学理参照与实践启示。

一、“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理论依据

马克思主义劳动观与教育观深刻论证了劳动创造人、教育发展人的辩证统一关系，揭示了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在“人的全面发展”层面实现育人目标同源、方法互构、效果互补，为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思政”协同育人提供了根本的理论遵循。

1.“劳动创造了人本身”是理解“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理论起点

恩格斯在《劳动在从猿到人转变过程中的作用》中明确提出“劳动创造了人本身”。这一论断深刻揭示了人类并非被动地适应自然，而是通过持续不断的劳动实践，逐步学会了对自然环境的支配与改造。正是在漫长而复杂的历史进程中，人类不仅拓展了对外部世界的认识边界，深化了对客观规律的理解，更关键的是实现了对自身本质的塑造与超越，最终将自身从一个纯粹的自然存在物，逐步锻造成为能够自觉创造历史的实践主体。在《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中，马克思指出“生产生活就是类生活”。在这里，劳动被视为人的类特性得以实现的现实载体——人只有通过生产生活即劳动，才能将自身的类本质对象化到外部世界之中。马克思认为，劳动是创造价值的唯一源泉。他进一步剖析了“异化劳动”这一范畴：劳动不再彰显人的本质，反而成为压迫人的外在力量。人通过劳动确认自身存在，却在异化劳动中丧失自身——这一悖论构成了马克思批判资本主义生产方式的切入点。循此逻辑，劳动教育的根本使命，不在于使人掌握某项具体技能以谋取生计，而在于引导人在劳动中重新发现自我、确证自我、实现自我。质言之，劳动教育是“人的本质的复归”的教育实践。正是在这个意义上，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获得了本体论层面的深层贯通：二者都指向“使人成为人”这一根本性的教育命题。

2.“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是理解“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核心论断

列宁在《怎么办？》中提出“灌输论”，指出社会主义意识的产生不是无中生有的过程，而是由外向内灌输的结果。这就是说，科学理论不会从日常经验的直观积累中自然浮现，它必须经由系统、持续的教育灌输，才可能沉淀为群众的思想自觉，转化为现实的实践力量。那么，人的自我实现又该循着怎样的路径展开？马克思在《资本论》中给出的回答是：教育与生产劳动相结合。在某种意义上，这种方法也是推动人们全面发展的唯一路径。马克思主义认为，“教劳结合”不只是一项服务于个体自我实现的教育策略，它同时被赋予了一种改造社会结构、推动社会前进的革命内涵。劳动让人们真正进入物质生产与社会协作的具体过程之中，且劳动本身具备思想引导与价值建构的教育意义。由此可见，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协同，正是“教劳结合”这一原则在育人领域的具体展开。

3.人的全面发展理论为“劳动+思政”协同育人廓清了目标方向

此处需要特别辨析的是，“人的全面性”与“人的全面发展”是两个既有联系又有区别的概念。“人的全面性”侧重于静态描述人在各个维度上能力的完整性，是一种空间性的、共时性的概念；而“人的全面发展”则更强调一种动态的历史过程，是人在社会实践和社会关系中不断克服片面性、走向完整性的历史运动。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正是后者——不是某种完满的静止状态，而是在劳动实践中不断超越自我的发展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劳动教育指向人的实践能力与创造精神的培育，思政教育指向人的价值世界与精神品格的塑造，二者犹如车之两轮、鸟之两翼，实现育人目标同源、方法互构、效果互补。概言之，“劳动+思政”协同育人，不是两种教育类型的简单叠加，也不是权宜之计的政策组合，而是通向人的全面发展的必然路径——因为离开劳动实践的思想教育是空洞的，离开价值引领的劳动活动是盲目的。只有将二者有机融合，才能真正实现马克思主义所追求的育人理想。

二、“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价值意蕴

立足新时代立德树人根本任务，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思政”协同育人既服务国家强国建设整体布局，顺应顶层战略发展要求，又契合应用型高校内涵转型的现实诉求，为培育高素质应用型人才提供内在支撑。

1.顺应强国战略的顶层设计

“劳动+思政”协同育人，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响应强国战略、落实立德树人的必然要求。回顾发达国家教育发展脉络，高等教育宏观结构必须针对社会经济转型作出适应性调整，进而更好服务于经济社会民生。立足中国式现代化大局，教育、科技、人才三位一体的强国战略地位，为新时代高等教育改革发展标定了前进方向。

党的十八大以来，党和国家聚焦劳动教育、思政教育等议题相继出台了多份纲领性文件，文件背后蕴含了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的政策指向。2018年，首次将劳动教育提到与四育并列的地位，描摹出“五育并举”的育人格局；2019年，以中央文件形式将“五育并举”教育体系上升为国家政策安排；2020年，进一步以劳动教育为切入点，推进“五育并举”走向“五育融合”；2025年，习近平总书记强调德育在“五育并举”中的贯通引领作用，对其他诸育中实现思政铸魂提出了更为内在的要求。2026年政府工作报告更是将“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定位为教育强国建设的“一号工程”，明确要求促进思政课堂与社会课堂有效融合，加强体育、美育、劳动教育。深化五育融合培养体系，已然成为推进新时代立德树人工程的关键举措。

2.契合高校转型的内生需求

“劳动+思政”协同育人，是应用型本科高校探索自身转型建设、实现差异化发展的应有之义。当前，中国已经建成世界上规模最大的高等教育体系。在这个高等教育从大众化转向普及化的关键时期，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发展困局亟待破解。应用型本科高校应遵循高等教育的发展规律与总体趋势，依据自身服务区域经济、对接产业行业发展需求以及凸显自身特色优势的契合程度，精准确立办学定位。在服务区域经济中找准特色定位，构成了这类院校谋求长远发展的内在驱动。正因如此，探索与自身办学定位深度契合的育人方式，便不再是外部政策的要求，而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内涵式建设的现实需要。

应用型本科高校建设肇始于新中国成立初期，经过七十多年的实践探索业已成为中国高等教育的重要组成部分。地方本科高校长期深陷同质化竞争的泥淖，培养的学生既缺乏研究型人才的深厚理论功底，又不具备技能型人才的实践优势，存在“高不成低不就”的结构性困境。与此同时，伴随着新一轮技术革命和产业升级，社会一线对高素质应用型人才的需求缺口持续扩大，应用型本科高校人才供给侧改革迫在眉睫。究其本质，地方应用型本科教育是建立在普通教育基础上的本科层次的应用型专业性教育。如何在研究型大学和职业型院校“夹缝”中夯实办学根基、提高育人质量，是应用型本科高校必须回答的发展之问。“劳动+思政”协同育人，旨在助力应用型本科高校培育出兼具专业知识、创新能力和职业素养的高素质应用型人才。从培养目标来看，前者侧重培育学生劳动能力品格，后者侧重提高学生思想道德素养，二者互为补充、内在统一，共同勾勒新时代应用型人才的主要轮廓。

三、“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实践进路

针对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现实困境，需从目标、主体、内容、评价四个核心维度系统施策，构建协同育人机制，推动两类教育从表层结合走向深度融合。

1.目标协同：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统一

目标取向的偏差，是“劳动+思政”协同育人面临的第一个困境。马克斯·韦伯提供了价值理性与工具理性的分析工具。从根本目标上看，劳动教育和思政教育似乎不存在目标冲突的问题，但一旦进入具体的教学实践层面，二者在目标取向上便呈现出偏差态势——劳动教育重工具性，思政教育重价值性。这种目标取向上的偏差，使得二者在实践中各取所需而缺乏交集，协同育人成了一句停留在纸面上的口号。

走出目标错位的困境，关键在于重构两类教育的目标体系，推动价值理性对工具理性的统摄与引导。这不是要否定工具理性的合理性，而是要在工具理性之上建立起价值理性的引领作用，让“劳动+思政”协同育人回归人的全面发展本质。在学校人才培养方案的修订中，明确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目标定位：确立“价值引领下的能力培养”这一统摄性目标，并将其从文件表述转化为培养方案中的刚性约束，并将德技并修的要求分解为可观测的实施目标，为协同育人提供行动路线图。

2.主体协同：学校、政府、企业的联动

协同育人的实现离不开多元主体的有效联动。然而，在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思政”协同育人实践中，无论是校内各主体之间还是校内外主体之间，联动不足、合作不畅的问题都相当突出。亨利·埃茨科威兹的“三螺旋”理论适用于应用型本科高校的协同育人系统。但与科技创新领域不同，育人领域的“三螺旋”需要更加关注价值共识的达成。只有校地企三方在育人理念和价值取向上实现深层协同，主体联动才能超越形式合作的表层状态，走向深度耦合的实质性合作。

主体协同是“劳动+思政”协同育人的组织保障，需要从校内协同、校地协同、校企协同三个层面推进主体联动。其一，构建高校内部的协同机制，破解“条块分割”工作格局的关键，在于建立一个能够统筹协调各方力量的治理架构。其二，深化校地协同的制度建设。校地合作不能停留在“挂牌”层面，而应通过制度化的安排使之转化为实实在在的育人资源。其三，推动校企协同的深层耦合，校企协同从浅层走向深层，关键在于利益深度绑定、责任相互共担。

3.内容协同：课程、实践、文化的互嵌

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的内容融合，需要在课程建设、实践教学、校园文化等多个场域同步推进。但从现实来看，三个场域中的内容融合均存在不同程度的碎片化问题。赫尔曼·哈肯的协同学理论揭示，子系统“序参量”的协同作用，是开放系统从无序走向有序的重中之重。当育人理念（序参量）不够明晰时，“劳动+思政”协同育人内容体系的碎片化便是必然的结果。

当前“劳动+思政”内容体系从碎片走向系统，必须围绕“课堂教学—实践教学—校园文化”三个场域，构建一体化的劳动思政内容体系：在课堂教学中，协同课程设计、开发“劳动思政”校本课程、贯通劳动思政元素；在实践教学中，提出将思政引领贯穿劳动实践全流程，通过实践前引导、实践中指导、实践后反思，兼顾劳动实效与思想成长；在校园文化建设中，将劳动文化融入校园精神建设，创新思政主题劳动活动，发挥榜样引领作用，营造潜移默化的育人氛围。

4.评价协同：综合评价与发展评价的贯通

评价机制的区隔导致协同育人“有要求无约束”的问题。构建评价协同机制的理论基础是发展性评价理念。传统的评价多为终结性评价，即在一个教育过程结束后对其效果进行测量和评判；发展性评价则强调评价的根本目的在于促进教育质量的持续改进而非简单的等级判定。在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协同育人的情境下，发展性评价理念尤其适用，因为协同育人的效果本身就是一个持续发展的过程，需要评价机制本身具有与之相适应的发展性特征。

评价协同的制度建设需要进一步解决评价标准、评价方式和评价数据三个重要问题。首先，优化综合评价标准，设计覆盖“知、情、意、行”四个维度评价指标。其次，创新评价方式，推动多元评价手段的有机整合，坚持自我评价与他人评价相补充，过程性评价与结果性评价相统一。最后，推动评价结果的整合运用，可以将评价结果纳入学生综合素质评价体系、课程建设和教学改革、教师考核和职称评定等维度，激发师生参与协同育人的效能。

【作者单位：嘉兴南湖学院；本文系2025年浙江省教育科学规划课题“四维建构·三链耦合：高校‘大思政课’实践育人协同创新研究”（编号2025SCG060）；浙江省高等教育学会2025年度高等教育研究课题“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思政’协同育人实践研究”（编号KT202585）；嘉兴南湖学院2025年校级教学改革研究项目（一般项目）“应用型本科高校劳动教育与思政教育融合的课程建设研究”（编号258518056）的研究成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