麻文文 宋宇

学者田建平、张金凤曾说“新闻宣传是战争中必不可少的斗争武器”，报纸是“传递信息、传达政策、联系群众的有力工具”。战时戏剧的特征，使其与报刊多有交集，涉及剧本创作、剧目评论、剧社通告以及戏剧社论等。随着战局变化，晋察冀戏剧出版业逐步壮大，其编辑、复制与发行活动成为传递抗战思想、动员民众与塑造文化的重要机制。戏剧出版物则筑起一道坚固的精神屏障，帮助抗战文艺战线形成。据《抗敌报》报道，晋察冀边区的报纸刊物数量在1938年初已达近50种。《晋察冀文艺史》曾有研究显示，到1942年，冀西、冀中两地出版的文艺杂志和文艺副刊已经多达30种。其中较有影响力的文艺类刊物，如《文化界》《海燕》《晋察冀艺术》《边区文化》《长城》《战地》《晋察冀戏剧》等，直接推动了戏剧的创作与传播。文艺生产与传播受制于特定制度框架，王本朝形容文学制度“是文学生产、流通和消费过程中所形成的社会机制和文学空间”。晋察冀出版机制作为该制度的核心组成，通过“增设期刊”“开辟栏目”“丛书出版”和“文稿审查”等方式，既保障戏剧文学创作方向的正确性，又拓展其多样化与地域化发展空间。本文旨在分析出版流程中的编辑策略、审查方式以及纸媒传播情况，探究晋察冀出版机制的形成过程，揭示其如何促进战时戏剧文学的创作与流传，并深远影响地区文化生态。

一、编辑策略与晋察冀戏剧类出版业的形成

在晋察冀边区，戏剧创作和其出版传播形式紧密结合，为战时宣传和政治教育提供了强有力的支撑。在这一过程中，出版机制的核心作用之一是编辑策略的运用。正如王本朝认为：“从大众传播学角度看，文学编辑就是‘把关人’。有什么样的编辑，就会出现什么样的作家作品。”编辑的编辑策略不仅直接决定戏剧类出版物的内容和形式，也影响这些出版物在社会中的传播效果和社会文化影响力。

晋察冀边区出版物中戏剧类内容的选择和安排，体现了编辑策略中鲜明的主动性。编辑并非被动接收与传播信息，而是积极引导戏剧作品的创作方向与传播内容。当然，这种主动性与戏剧文体自身特点有关。编辑张惠生曾谈，需要“设法把报纸办活泼，不能板着面孔”，报纸通俗化就是要“用浅显易懂的文字，群众爱看爱听的形式，把群众在生活中和斗争中的实事”反映到报纸上。戏剧具有极强的综合性和群众性，对于民众来说，报刊中的戏剧内容具备天然的亲切感；对于编辑来说，戏剧内容恰巧可以迅速传达战时精神，是进行宣传工作极佳的桥梁。正如《抗敌报》1938年的一篇专载《怎样演戏》，编者写道：“戏剧在抗战中是最能深入群众的宣传工具。边区的戏剧运动也正在蓬勃地生长着，但是普遍的都感到这一方面的书籍太缺乏了，无论是剧本，或者是关于表演和演员技术问题，因这个迫切的需要，本报特请予里同志写了这篇东西，以供参考，对于边区戏剧的开展上，是不无小辅的吧！”此外，编辑还会主动通过报刊刊登大量符合抗战需求的戏剧作品，如支持抗日的宣传剧、激励民众情绪的励志剧等。编辑根据时局需求，不断调整戏剧作品的类型和题材，确保作品在符合宣传要求的同时，能够触动民众的情感和思想。戏剧作品作为政治宣传工具，成为激励民众投入抗战的一个重要媒介。编辑通过征集、筛选和调整刊登内容，主动推进戏剧创作与传播，使戏剧不再是单纯的娱乐形式，而是成为一种广泛的社会动员力量。编辑的工作，事实上成为战时宣传工作的重要组成部分。

具体来看，晋察冀边区报刊主动刊登的戏剧内容，很大一部分与义演慰劳、演剧募捐、演剧劳军、宣传等内容相关。这类内容体现出编辑策略中蕴含的政治性和群众性目的。编辑更多把戏剧出版当作重要工具，严格把控刊登内容的政治倾向，确保其符合抗日救国的主题，并起到为政治攻势服务的作用。以1938年到1946年的《抗敌报》（《晋察冀日报》）为例，《戏台前小先生慷慨激昂捐款救国 后台边一青衣持款冲来不甘人后》《耿镇居民演戏 群众团体当场推销公债》讲述了民众捐款抗战、主动出资的热烈情形，《文艺为大生产服务 广安村剧团搞得好》《冲锋剧社配合麦收在平汉路附近演出》《芝麻沟村剧团演戏生产冬学结合》等文章报道了剧团与生产、劳动、冬学相结合的具体实践，《十二个村剧团昼夜演剧劳军 部队表示打漂亮仗做回谢》不仅记录了剧团劳军的生动故事，还对部队方面的反馈进行了刊登。另外，戏剧作为一种具有较强群众性的艺术形式，传播效力大，因而编辑在组织内容时，往往优先考虑其是否能够增强民众的抗战意识和团结意识。他们会对以英雄人物、民族团结、生产劳动等为主题的作品进行有意识地推广，以此来提升民众潜意识中的政治认同感。同时，编辑将眼光转向广大普通民众，对于能够贴近人民群众生活、反映民众困境的剧目，也常常刊登。

为了保证戏剧作品的有效传播，晋察冀边区还积极通过各种方式推动戏剧类出版物的多样化发展，边区戏剧类出版物的数量较为可观。在边区，报纸与期刊通常不做特别清楚的区分，很多时候两者的形态是掺杂着的。报纸与期刊中的戏剧类内容尤其多，据相关文献粗略统计，仅《抗敌报》1938年至1940年，3年中刊登的戏剧内容就超过了50篇，《晋察冀画报》《北方杂志》《北方文化》等报刊中也不乏戏剧内容的选登。边区机关、团体的戏剧类出版物达40余种。

在出版物中，较为集中的戏剧类内容通常以三种方式呈现：增设期刊，开辟栏目，丛书出版。增设的期刊与栏目为边区戏剧作品提供了更多的展示平台，在战时条件下，晋察冀边区的报刊数量急剧增加，许多报刊都开设了与戏剧相关的栏目或专刊。比如，1939年9月1日，《抗敌报》开辟了《剧运》副刊，以专门配合边区戏剧运动的开展。当天的报纸也成了戏剧专版，《剧运》在其中就具备了戏剧专栏的性质。此外，《晋察冀日报》的其他副刊，如1938年10月26日创刊的《海燕》、1938年11月21日创刊的《老百姓》、1939年6月27日创刊的《文化界》、1941年1月9日创刊的《晋察冀艺术》，都注重刊登戏剧界的文化消息。边区剧协还于1941年创办了《晋察冀戏剧》月刊。“戏剧小丛书”和“乡艺丛书”这类文化消息的报道，则显示此时期部分戏剧作品有机会被集中出版成册。丛书出版不仅利于作品的保存与流传，还使更多的抗战戏剧能够被各个层次的社会成员所阅读和接触，进一步提升戏剧文学的影响力。

在晋察冀戏剧出版业的动态发展过程中，有一条输入与输出的链条，体现编辑策略与戏剧出版的互动关系。一方面，编辑主动征集或委托创作特定主题的戏剧作品，将相关作品纳入版面，由此参与战时宣传。虽然其中存在编辑策略的运用，但始终这些“输入”来自大众。另一方面，戏剧内容的“输出”不局限于纸媒传播，还常常与实际的社会活动相结合。编辑借助刊物，推动了募捐、慰劳、义演等活动的开展，鼓励公众支援前线。同时，戏剧创作的需求促进编辑策略逐步完善，再次影响戏剧出版物的面貌。这种双向互动形成良性循环，进一步增强了戏剧出版物的社会作用，使其能够持续满足战时的宣传要求。

二、审核方式与晋察冀戏剧文化生态的共建

晋察冀出版审查在复杂环境中呈现强烈的交互性，在应对外部压力的影响时，表现出双重性。二者是战时出版机制的重要特征，推动晋察冀出版场域动态发展。

有学者认为媒介场域是一个“包含多种构成元素与矛盾关系的客观关系空间，它展示的是由不同的权力（即资本）所决定的处于不同位置的行动者之间的客观关系”，它“处于文化生产场域之中，相对于其他文化生产场域，如数学、文学、科学和艺术等，媒介场域更加容易受到其他场域的外部影响”。出版场域是媒介场域的具体表达，在晋察冀出版场域中，编辑、记者、审查者、作家和读者等都是参与者，他们通过对各类资本的争夺，塑造了晋察冀戏剧文化的生态。

1940年10月，晋察冀抗日根据地党刊《前线》建议成立“国家出版局”这类形式的出版机关，出版要经过一定的评判、审查手续，标志着晋察冀出版机制雏形初现。至1942年，《晋察冀画报》报道：边区出版物“更加正规化的在边区各文化领导机构关统一筹划下进行出版”。1944年2月3日，《中共中央晋察冀分局关于党报工作的指示》中明确指出：未经分局宣传部审查不登重要稿件，以保证党报刊载稿件的正确性和真实性。对通讯稿件，各级党委党团要认真负责，分局宣传部对凡未经党委或行政负责人签字盖章的稿件，一律退回。审查重点层级虽有差异，但都要注意其正确性及真实性（如有无夸大，民兵战果有无多报），县级对此负主要责任。这一指示规定了出版审查的程序和重点，对稿件的真实性和政治性提出了明确要求，“是否违反党的政策，是否暴露秘密，是否确实值得在党报表扬”成了稿件审查的关键标准。此时期，党的文艺政策和文化宣传需求，直接影响出版物的内容和审查流程。各级党组织的文化工作者对稿件严格审查，以确保出版物维护党的政策，出版审查的严谨凸显其与党组织间紧密的互动关系。

此时期的出版审查不完全是自上而下的命令式控制，而是与民众的需求、反馈和创作之间形成持续的互动，反映战时文化政策的灵活性和地方化特点。报纸通过刊载剧团事迹构建价值引导体系，如《晋察冀日报》1945年7月1日在《深县大队四中队俱乐部工作活跃》中曾提到的“好的登报发扬真光荣，坏的登报批评好转变”。1945年至1946年间，《晋察冀日报》表彰过阜平城厢剧团、柴庄村剧团、北进剧社及王落村剧团等。《时代青年》1947年第3卷第3期的《安国村剧团民间艺人的典范》，则宣传了伍仁村剧团、石佛村剧团以及民间艺人李洛远。剧团、剧社受到登报表扬不仅因为其艺术上的成功，更因为它们在群众中的传播效果明显，能够有效地激励民众，增强抗战的士气。这些剧团成为与民众互动的载体，展现了晋察冀出版审查不仅是一个技术性的筛选过程，更是一个文化交流的互动场域。通过报道，出版审查成功将剧团的创作、表演等活动与抗战的文化动员联系起来，使得它们成为宣传阵地的延伸。而当剧团出现失误或偏差时，审查机制则通过批评，促进剧团改进。例如，《晋察冀日报》在1945年至1946年间分析了刘家庄剧团垮台的原因，提出宣化人民剧院的“有些戏太不像话”的批评，指出徐水各村剧团的演出偏向性较强，且大戏开支繁重，揭示了剧团运作中的问题。这些批评是对戏剧团体的审视，也是对战时政治风向的反映。

同时，出版物主动接受来自民众的审查与反馈，“交互性”的审核方式贯穿了整个抗战与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的出版物，尤其是党报，经常刊登“通讯工作总结”，这类文章通常包含对之前出版工作的反思与总结。看似是自我总结，实际上是一种接受社会公众，尤其是基层群众反馈的方式。由此报纸向民众传达了其审查和编辑工作的合理性，也加强了与民众之间的互动和共识形成。1938年，《抗敌报》发表《本报五十期纪念征文启事》《向投稿者诸君声明》《〈抗敌报〉五十期的回顾与展望》等内容，公开征集“意见书”及“具体实际的材料”，并指出报纸“是群众的报纸，它推动别人，同时也受到别人的推动；它教育别人，同时也受到别人的教育。就在这样交互的推动与教育下，它才能够有今天”。在这种思路下，晋察冀边区的出版者在审查中极度关注读者的建议，常常主动向广大民众征求意见。同时，表达自己出版物的当前需求。“编者”的身影在出版物中随处可见，如1941年至1942年间《晋察冀艺术》《老百姓》中的《本刊四五声明》《给投稿同志们的信》《本刊启事》（编后）《本刊满百期后的希望》。当然，边区的地方宣传工作者及群众也积极给予反馈，《晋察冀日报》中的《〈晋察冀戏剧〉读后》《阜平县群众读报的反映》都是鲜活例证。也有不少读者直接提出意见、批评与建议，比如《晋察冀日报》中的《对本报的几点意见》《三分区通讯工作者对党报批评与建议》。1947年8月28日《晋察冀日报》刊登了冀晋正定县委宣传部发来的反馈，报道为《一条和事实不符的新闻》。随后，一位侦察连同志的反馈被命名为《又一条新闻和事实不符》也于8月30日见诸报端。从此，边区的出版工作更加注重新闻的真实性，发动群众揭发失实新闻，一场颇具影响力的反“客里空”运动由此开展。这反映了民众对出版内容的关注，也表明了出版方在接受读者意见和反馈方面的开放性。“交互性”审核方式强化了报纸与民众之间的关系，也体现了出版审查在某种程度上的自我调节功能。

场域中的力量关系和权力斗争常常决定了文化生产的走向，布尔迪厄认为场域变化“在于它的结构形式，同时还特别根源于场域中的相互面对的各种特殊力量之间的距离、鸿沟和不对称关系”。在晋察冀边区，除了党内的审查机制，外部的审查压力同样对戏剧出版物产生影响。这种双重审查机制即“党内审查”与“外部审查”相互交织，形成了晋察冀出版场域中的一种独特态势。晋察冀出版审查的双重性体现了在面对外部压力时，晋察冀出版机制的复杂性。外部审查压力主要来自日本侵略者和国民党，日军在占领区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压制抗战精神的传播，控制言论空间；国民党部分时候则借用审查机制限制抗日言论的扩展，并在解放战争期间实行严格的文化审查方式，甚至迫害新闻工作者。为了确保抗日文化的传播，晋察冀出版物必须在审查压力下保持内容的隐秘性和政治性，同时通过变通方式传递抗战信息，“伪装书”即是很好的证明。

在晋察冀的出版场域中，多种力量的相互作用最终形成了一种特定的文化生态。而报纸作为一个媒介场域的核心载体，起到了重要调节作用。以“交互”为主要方式，晋察冀出版审查对戏剧创作的支持与限制，不仅影响了戏剧文学的呈现面貌，也在更大程度上改变了晋察冀戏剧文化的整体生态。

三、纸媒传播与晋察冀戏剧文学创作的流传

晋察冀戏剧文化生态的良性发展，依托纸媒的广泛传播实现。首先表现为广泛的地域覆盖和逐步增长的发行量。1939年5月，中共中央在关于宣传教育工作的指示中指出：从中央一直到省、区以至地方，都应该出版地方报纸。1942年10月28日，毛泽东在抓紧对通讯社及报纸的领导的指示中，进一步明确指出“通讯社及报纸是革命政策与革命工作的宣传者组织者”，“领导人员的很多工作应该通过报纸去做”。因此，抗战期间，冀中各级群众团体共创办各种报刊200余种。据不完全统计，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晋察冀边区仅专区以上就办起了400余种报刊，编印图书500余万册。

根据《中国共产党晋察冀边区出版史》及有关文献，《晋察冀日报》发行量从初期的1500份增至1940年年底的21000份。抗战期间，《晋察冀日报》共发行至少数百万份报纸，自1938年至1942年的5年中，报社和书店出版发行各类书刊180多种，110多万册。传播范围不仅限于边区核心北岳区，还涵盖了冀中、冀热察、晋东南等区域，甚至能够传播到党中央所在地延安及其他根据地、新解放区乃至国民党统治区大后方。值得注意的是，报纸还存在“二级传播”的特点，发行量并不等同于读者量。各地文化工作者和地方剧团的参与，使报纸内容被进一步传递至民间，形成了广泛的群众阅读与讨论，“读报”活动的普及，进一步深化了报纸的传播效能。

诚如有学者所说，“报纸的作用和力量，就在它能使党的纲领路线，方针政策，工作任务和工作方法，最迅速最广泛地同群众见面。”广泛的纸媒实物传播，尤其是党报，使晋察冀戏剧出版配合“政治攻势”，成为党的文化宣传阵地。田建平、张金凤认为《晋察冀日报》通过“刊登文化建设方面的重要文件、指示，转发和转载社论、专论和重要讲话，在宏观上进行广泛的社会号召、动员和引导”。例如1939年7月，边区剧协成立并发表“七七”宣言，随即《边区剧协成立宣言》见刊于《抗敌报》，宣传“三民主义现实主义”成为戏剧的总方针且戏剧为抗战建国服务。1939年9月1日，《剧运》副刊创刊号发出了“我们的剧运是配合着政治任务前进的！”的号召，并指出应“注意大众化、中国化、地方性，使新剧能够深入群众里去”，希望“通过戏剧艺术的形式，配合着其他宣传的方法,进行广泛地、深入地宣传”，用戏剧力量“粉碎敌人、汉奸的欺骗”。同年10月，《深入边区的文化运动》还提到了值得注意的“在群众中起着很大作用的剧团工作的活跃”。“大众化”是晋察冀戏剧创作的显著特点，对于“大众化”思想的传达，《抗敌报》在1939年至1940年的《建立和健全群众的剧团》《今后宣传方式的发展方向》中提出“建立更多的深入群众的剧团”和“戏剧也只有真正深入大众里去，才能真正使它大众化”，指出要“创作最为广大群众所乐于接受的新的东西”，而“创作新的秧歌剧本”就是具体方法之一。这段时期，晋察冀报刊传达了“应该为抗战服务”“要团结一切力量”以及“群众化”等众多重要的戏剧工作理念。这为晋察冀边区的戏剧创作提供了理论支持，对戏剧创作的政治导向产生直接影响，使戏剧出版成为宣传抗战、团结民众的重要手段。

晋察冀边区的纸媒在戏剧推广中发挥至关重要的作用。据《〈晋察冀日报〉文艺文献全编·戏剧卷》统计，《晋察冀日报》共刊登过《送破铜烂铁去》《李甲长》《枪》等10部戏剧作品。《北方杂志》1946年12月至1947年3月间至少刊登过两部戏剧，即《纺花车与枪》《劝妇纺》。《北方文化》第3、4期连续登载丁玲等人的三幕剧《“望乡台”畔》。此时期，报纸常常刊登文艺会议及戏剧工作的相关报道，既包含中共晋察冀中央局与分局，也涉及党中央、边区以外地区。从1938年起，报刊陆续刊登戏剧创作的理论文章、演出经验、剧本讨论，帮助地区文化工作者接受新的戏剧理念，促进戏剧创作更好地服务于战时需求。

边区报刊除了积极引导剧本的创作取材本地事情，还追踪报道符合此导向的新剧。1944年3月，《晋察冀日报》登载《李殿冰家乡演出〈李殿冰〉》一文，在8月鲁中纪念“七七”的晚会上，就有剧团学习了《李殿冰》的创作方法，演出了一个三幕五场的话剧《过关》。同年7月，《火线演〈血泪愁〉 观众获得极好印象》发布于日报，边区很快掀起一阵排演《血泪仇》的热潮：灵寿县文救会村剧团、云飚县村剧团、七月剧社及群众剧社纷纷排演此剧，曲阳、灵寿群众十分欢迎此剧，四分区火线剧社巡回演出，张家口上演此剧，十五分区长城剧社在遵化前线演出……同年12月，《晋察冀日报》对高街村演出《穷人乐》的内容和演出过程进行了报道，题目为《高街村演出〈穷人乐〉》“反映了劳动人民翻身的斗争和愉快”，并记录三专区文艺座谈会对其奖励。伴随着党中央及边区中央对《穷人乐》的褒奖与重视，“穷人乐”成为一种戏剧创作演出的方向。定唐游击区某村代表参加专区乡村文艺座谈会后，与全体团员讨论了高街《穷人乐》，随后集体创作并演出了《血债》，作者萧吴谈到“如果说《穷人乐》是由群众创作反映了巩固区的生产斗争，《血债》这个剧则是发动群众集体创作，反映了游击区的对敌斗争”（《继高街〈穷人乐〉后 定唐某村演出〈血债〉》）。各剧团的创作更加注重反映现实生活，阜平八区各村剧团以演戏反映本村实事，阜平桑元坪剧团计划反映“几年的斗争”与“村里的生产情形”（《阜平的桑元坪剧团》）。后来，大良岗村剧团演出的《双满意》继续走“穷人乐”方向，进而引起了边区对此问题的讨论和争论（《龙华乡艺运动的几个问题》）。据《晋察冀文艺史》记载，1945年年底，平山县柴庄村剧团从《晋察冀日报》上见到了“穷人乐”相关的社论和嘉奖消息，也编了一出五场戏，取名《穷人翻身》。此后，剧团继续结合群众思想状况和抗战实际情况创作了多部优秀戏剧作品。沿着“《穷人乐》方向”，“翻身戏剧”声势浩大，在边区产生广泛深远的影响。《晋察冀画报》丛刊《民主的晋察冀》的相关报道《人民艺术的“穷人乐”》还刊登过《穷人乐》的剧照，称其“揭示出光辉的范例”。

除了戏剧创作与演出的登报宣传，《晋察冀日报》及其副刊中不乏戏剧理论文章、创作演出经验的分享，如《云彪六区剧团庙会演出的经验》《演出〈血泪仇〉的几点经验》《角色的认识》等，也有诸如《训练乡村剧团的经验教训》《创造模范村剧团》等这类关于剧团建设的文章可供参考。这些带有指导性、分享性的文章，帮助了地方剧团汲取创作养分。戏剧团体活动频繁，报纸的评论和报道则为其提供了广泛的社会反馈和改进意见。许多地方剧团据此调整创作方向，深入挖掘地方故事，创造出与当地群众生活相关的戏剧作品。更为重要的是，报纸通过不断刊载戏剧作品的演出报道和评论，推动了戏剧创作的流传。相当多数量的演出、剧本，都通过报纸得到了详细的报道和评论，从而帮助创作者总结经验，优化剧本内容，提升演出质量。随着剧团的增多与戏剧作品的多样化，报纸也开始涉猎更多的剧评内容，如《晋察冀日报》刊载过田间的《关于〈我们的乡村〉及其演出——只有我们的乡村，才能产生〈我们的乡村〉》，艾思奇的《新闻报道剧〈李殿冰〉是“前方文艺运动的新范例”》等。这些文章的发布，不仅提升了戏剧创作的整体水平，也使得戏剧作品的创作理念逐渐趋向成熟，更加与抗战实际需求相结合。

结语

在晋察冀边区，通过有针对性的编辑策略与审查机制，出版物可以有效引导与监控战时戏剧创作，进而促使戏剧文学成为政治宣传媒介，并持续扩大影响面。文化工作者通过增设期刊与栏目等方式，为戏剧内容的展示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同时，按照特定标准运作的审查体系保障了出版物的政治正确性，形成了互动性较强的出版场域。在纸媒的支持下，晋察冀边区戏剧文学创作广泛流传，并展现出深刻的政治性、群众性与宣传性，成为战时宣传的有力工具。出版方则通过与民众的互动，持续调整出版与传播策略，促进了出版生态的自我调节与健康发展。出版机制的形成与运作，深刻影响了战时文化传播的格局，彰显了文学出版在历史中的重要地位，也为当下文学研究留存了宝贵的史料。

【作者单位：河北大学文学院；基金项目：河北省社会科学基金项目“戏剧文学编年视野下晋察冀抗战文艺政策研究”（项目编号：HB23ZW001）】