韩君健

我是20世纪60年代中期出生的人。父母都是豫西县城里的干部，我却在贫困的农村跟随爷爷奶奶长大。那时还是生产队组织社员一起劳动挣工分，靠工分和人头分配粮食。我们家缺少劳动力，挣不了多少工分，分到的粮食就少。印象中每年只有大年三十到正月初五能吃几天肉菜和白面馒头，平时一直过着“红薯汤、红薯馍，离开红薯不能活”的拮据生活。

有一次，西北山区七八十里之外的舅爷家病死一头老母猪，好心的舅爷专门给我们家送来十斤猪肉。奶奶是文盲，不懂病死的猪肉不能食用的道理。奶奶在厨房生火煮肉时，我就站在灶台旁边看着铁锅里翻滚的肉块，闻着馥郁的肉香，情不自禁地流出了又长又黏的口水。奶奶把肉煮熟，先给我捞了一碗。我狼吞虎咽地吃完，还意犹未尽。没料到当天夜里我就上吐下泻、哼哼唧唧折腾到天亮，奶奶托付邻居大叔骑车把我带到县医院妈妈那里看病。妈妈喊来穿白大褂的同事，给我洗胃，才算转危为安。几天后，妈妈骑车把我送回家，又抱怨了奶奶几句，奶奶眼睛里就噙满了泪花，说话声音也哽咽了：猪肉是稀罕东西，不管那猪是杀死的还是病死的，都做成红烧肉或炸酱吃下去了，谁舍得扔掉或者埋掉啊！世世代代都是这样走过的，都没什么事，怎么轮到俺小孙子就差点惹出人命呢？

那时老乡们走亲戚一般都会带一盒点心。盒子是长方形的，用硬纸和报纸糊成，上面覆盖一张枣红色的油光纸，由细麻绳包扎成“井”字形。春天江家送给童家，夏天童家拿给颜家，秋天颜家转给郭家。郭家舍不得吃，一时又没有找到合适的下家，就一直在柜子里存放，以至于点心上长满了绿霉。我们家就是那种情况。我经常趁哥哥姐姐上学、奶奶到邻居家串门的时候，手忙脚乱地打开柜门，偷偷抠一两根点心放到嘴里满足一下食欲。因为点心早过了保质期，上面细菌多，就落下了胃病，至今肠胃不好。

我和妻子都经历过苦日子，懂得节俭，就养成了吃剩饭的习惯。中午剩下的饭晚上吃，晚上剩下的饭，第二天接着吃。隔夜的饭菜已经不再新鲜，甚至有了刺鼻的馊味，但我们还是随便倒入锅里，马马虎虎地热一下，凑合着填饱肚子了事。

这些年，子女都工作了。他们对我们老两口吃剩饭的习惯深恶痛绝。为了从根本上改变我们的恶习，他们一日三餐每次吃完饭，就主动清理餐桌。我和妻子看着他们把吃剩下的白花花的大米、圆乎乎的大虾、青翠的竹笋、颀长的海鱼，都倒入垃圾桶的塑料袋里，暗自心疼又不便阻拦。儿媳曾经劝告我：老爸，不要心疼那些剩饭剩菜，它们值不了几个钱。不能为了节省这些东西，吃出了毛病、吃坏了身体，被送到医院住到病房里，每天身体插满针头和管子遭受极大痛苦，还得成千上万元地往外花钱。儿媳说得有道理。

女儿还经常带我去超市购物，手把手教我如何查看和验证食盐、酱油、汤圆、茶叶等物品的保质期。女儿言之凿凿：“除了高度白酒和深加工出来的普洱茶，其他任何商品几乎都有保质期。过了保质期，就意味着商品不再具备安全系数，就可能给消费者的生命安全埋下定时炸弹，绝对不能麻痹大意。因为生命不仅仅是第一，还是唯一，而节俭和凑合不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