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接第一版）

许是“教员”当得出色，刘晓岚很快就脱颖而出。

“有一天，区公所一位姓林的政委找到我问，‘小姑娘，你想参军不’，我说，‘想！但我担心自己没伴儿，能和我的好伙伴一起吗’，政委说，‘当然可以’。没想到，第二天，华枫同志（后来任上海美术电影制片厂工会主席）就到我俩家里说了参军的事，并告知村里要优待军属。奶奶和妈妈哭了，我却高高兴兴地离开了家……”往事历历在目，刘晓岚的眼里闪着泪光。

穿上长到腿窝的军装，骑着小毛驴，13岁的刘晓岚来到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第三军分区，成了一名八路军战士。

八路军里的“小鬼”

到了部队，性格活泼的刘晓岚进了文工团。

“就干些‘唱唱跳跳’的工作，过节时给部队演出，平时入村宣传革命。文工团男同志负责收集战斗英雄的故事，以及编歌、写剧本、编写快板和大鼓书，我们女同志负责布置场地和表演。没啥道具，遇到表彰英雄的大会，我们就把战斗英雄的故事演出来，鼓舞士气、振奋精神。”讲到这里，刘晓岚笑意吟吟，“我年龄小，个子也矮，大家总喊我‘小鬼’。一有事，就说‘哎，小鬼，你过来下’。”

在刘晓岚的印象里，那是一段快乐的日子。部队走到哪里，他们就演到哪里，还深入村里贴标语，给父老乡亲讲根据地的故事、战斗英雄的故事。因为故事讲得好、群众信服，入伍不久，她就得了个二等奖。

“仗一打起来，我们就随军到前线，做‘前方的后方’。我的全部家当就是一个背包，背包里只有一床被子和随身衣物，表演时就打包好，随时随地转移。”刘晓岚说，“有一次，我们上台表演，人还没站稳呢，一声令下，台下的战士就已迅速撤离了。还有一次，部队连夜转移，我太困，走着走着就睡着了，旁边的战友拍了我一下，‘哎，小鬼’，吓得我一下子就醒了……”

就这样，刘晓岚既当文工团员，又当宣传员，一路从儿童团员成长为一名真正的八路军战士。

而“小鬼”刘晓岚的心里，却总有一个“疙瘩”。

“有一次，部队开民主生活会，让大家提意见，什么意见都可以提。于是，我举手了，提了——我明明是个人，为什么你们总喊我‘小鬼’呢，同志们听了哄堂大笑。”说起“小鬼”的故事，刘晓岚也爽朗地大笑，“这时，年纪大的同志就悄悄跟我说，喊‘小鬼’，是跟你亲哩！从那以后，再听到喊我‘小鬼’，我就很高兴，首长、战友都把我当亲人爱护呢。”

“疙瘩”被解开了，刘晓岚如释重负。“小鬼”的故事，从此烙印在她的心里，成为远去的硝烟岁月里鲜亮的记忆。

缮印员找到了革命伴侣

1947年8月，刘邓大军开始千里跃进大别山，团里安排18岁到25岁的青年随军南下。其余年龄段的，被留下分配做文化教员或卫生员。文工团里的“五朵姐妹花”，4人去当了卫生员，唯独刘晓岚被叫去单独谈话。

“和我谈话的是当时的政治部主任黄镇同志的夫人朱霖同志。她是太行军区组织部的领导，很善于做思想工作。看我有些紧张，就先和我拉家常，问我是否愿意去军区做缮印工作。我当时就蒙了。我文化不高，能胜任吗？”刘晓岚记忆犹新。

就这样，15岁的刘晓岚听从组织安排，在太行军区做了缮印员。从此，一孔窑洞、一盏油灯、一台油印机，陪伴刘晓岚打开了一片新天地。

“遇到会议和军区要发文时，我需先把文件上的字一个个刻到蜡纸上，再印出来，然后装订。常有紧要任务，首长们连夜开会，我则要随时待命，并快速完成缮印任务……虽然很累很忙，但也是我成长最快的时候。为适应工作需要，我抄了很多的报纸，认了更多的字，熟练了印刷技术，多次得到首长的表扬。”讲到这里，刘晓岚满眼自信。

也正是当缮印员，刘晓岚得以结识了时任太行军区政治部保卫部部长邵奉先，并在工作中互生好感。

在刘晓岚的家中，至今还珍藏着一张泛黄的、手写的、盖着“中国人民解放军晋冀鲁豫军区太行军区政治部组织部”印章的“结婚批准书”。

“贾赵科长转邵奉先、晓岚同志：你俩的结婚报告经我们研究，今正式批准结婚。望你们在今后工作中互助互勉、共同进步。祝你们愉快。此致敬礼。组织部10月29日。”老人从一个斑驳的小铁盒里拿出“结婚批准书”，双手轻抚，向我们讲述起它的来历。

“1948年10月底的一天，我接到部队领导的口头通知，说邵奉先同志马上要南下，同意我与他结婚，明天就举行典礼。我很意外。第二天，部队就开了一个会，大意是‘今天是邵奉先同志和刘晓岚同志的结婚典礼。经组织批准，从现在开始两人就是夫妻了’。随后，我和爱人领到了一份书面通知……”

一张珍贵的“结婚批准书”，让两位年轻人结为革命伴侣。刘晓岚也随军南下，开启了人生的新旅程。

“回望我这一生，辗转山西、河南、广州、遵义、信阳，没有惊天动地，只有幸福幸运。深深感谢党的栽培和教育。永远跟党走，是我最大的幸运；永远忠于党，此生矢志不渝！”采访接近尾声，刘晓岚眼含热泪地倾诉着对党的深切感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