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

2012年12月，湖北美术出版社策划的“老别墅丛书”之《到鸡公山看老别墅》出版，其中的《鸡公山上的“巴公房子”》一文，首次破解了两栋“拔贡”老别墅的密码，原来“拔贡”是山民对“巴公”的误读，所谓上下“拔贡”就是俄国茶商巴诺夫及其阜昌洋行买办刘子敬于1910年前建造的别墅。2019年11月9日，我和鸡公山风景区管理局老局长姜传高接受长江日报记者万建辉采访，才知道巴诺夫对于中俄“万里茶道”所发挥的重要作用，汉口的巴公房子乃是“万里茶道”的重要遗存。当年3月，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申遗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信阳早在唐宋时期就已成为淮南的重要产茶区，作为“毛尖之都”，却和近在咫尺的“万里茶道”没有关系。

今年11月，市博物馆馆长刘传玲向市政协副主席贾作平提出信阳应积极加入“万里茶道”申遗，很快得到市委领导的高度重视。随即贾作平带队到武汉与湖北省文化和旅游厅原副厅长、“万里茶道”申遗项目负责人王风竹见面，并将王风竹的意见和信阳的情况向省文物局领导汇报。在得到省局支持后，又恰逢12月7日“万里茶道”遗产保护圆桌会议暨沿线申遗城市联席会议在武汉召开。市政协副主席、三茶统筹工作牵头领导柳自强受命负责，带队赶往武汉向参会的核心专家团队会后见面汇报，得到了专家对信阳申遗工作的专业指导。在深挖信阳茶与汉口贸易关系的同时，进一步查找鸡公山俄国茶商及其买办别墅相关史料成为申遗的关键所在。

在准备与核心团队见面汇报材料时，我忽然想到几年前信阳文史研究青年才俊程思明发来的有关鸡公山的英文资料，从中发现了《字林西报行名录》1920年到1924年每年1月刊登的鸡公山别墅名录（CHIKUNGSHAN BUNGALOWS.）。其中豫境（HONAN VALLEY.）中果然有豫2号刘子敬别墅（Liu Tze Tsen.）和豫24号巴诺夫别墅（J.K.Panoff.）,这与我当年用于判断“巴公”别墅的1915年《鸡公山划收官地图》（现藏湖北省档案馆）一致。更让人意外的是，发现鄂境（HUPEH VALLEY.）6号别墅竟然是阜昌洋行别墅（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这个创办于1875年、巴诺夫任联合经理的阜昌洋行，算得上当时世界最大的茶叶公司。鄂6号位于南德国楼（原德国礼和洋行别墅，鄂25号）南侧，后倒塌拆除。

同时，借助信阳师范大学历史文化学院教授、鸡公山历史研究专家田青刚的帮助，又找到1919年和1925年到1927年的鸡公山别墅名录。很可惜，这个名录起始于1919年，没法知道此前的情况，这难道和1918年8月成立的租地局有关，或者说就是租地局发布的。1917年俄国爆发十月革命，俄国在汉口的茶叶生意一落千丈，1921年巴诺夫及家人被迫离开汉口，名录显示这一年巴诺夫仍在租用豫24号，而1922年的豫24号显示为待租状态（To let）。同样，刘子敬及阜昌洋行租用豫2号、鄂6号一直坚持到1926年，1927年均显示为待租状态。1928年，刘子敬在其庐山的别墅中病死（一说是自杀），年仅44岁。

12月10日，我和市文物考古研究所所长牛长立博士到武汉，拜访武汉文史学者、武汉市地方志办公室原副巡视员王汗吾先生和湖北大学历史文化学院、“万里茶道”研究院院长黄伯权教授，到省、市档案馆和省图书馆查找历史档案。王汗吾先生毕业于湖北师范学院历史系，研究武汉历史建筑50多年，带我们寻访阜昌、顺丰茶厂和洋行历史遗存，讲述老建筑背后的故事；黄伯权教授热情接待了我们，为信阳申遗提出宝贵意见。随后，我们分头查阅清末民初档案，武汉市档案馆为“万里茶道”申遗，整理出版了《茶档》一书，但涉及清末民初的档案极少，原因是战乱所致。所幸省档案馆有大量民国档案，包括鸡公山档案，因为民国鸡公山为两省共管。牛长立查到的阜昌洋行别墅维修记录，反映阜昌洋行是1914年转租于德工程师韩贝。也就是说，阜昌洋行从1914年租用至1927年停租，租用鄂6号长达14年。我发现了从1915年至1922年缴纳租金和公益金的记录，反映巴诺夫、刘子敬和阜昌洋行每年缴纳租金和公益金一直没有中断。有意思的是，刘子敬的租金始终是巴诺夫代缴，这说明二人关系十分密切。意外的是，又发现了一栋与俄国汉口茶叶贸易密切相关的华俄道胜银行租用豫15号的记录，缴租人是佛尔克和华俄道胜银行（佛尔克可能是银行经理，但在网上查不到他的任何信息）。1918年豫15号转租给丹麦马石洋行，后倒塌。20世纪80年代，河南省科协在豫15号遗址上建造科技宾馆，人称“丹麦楼”。

在湖北省图书馆，我利用其数字资源查阅近代报纸发现，1992年姜传高在大量调查资料的基础上编著的《鸡公山近代建筑史略》中称，马歇尔楼是俄商于1906年建造，鸡公山外人租地交涉案后，1910年3月被中国政府收回，作为工程局办公用房。1918年开放豫森林地，成立租地局，与工程局合署办公。1946年美国特使马歇尔将军到武汉调停国共内战时，国民政府计划安排马歇尔到鸡公山观光时在此楼下榻，因调停失败未能成行。此楼因此被称作马歇尔楼，以纪其事。此前被称作俄式楼，旧号为豫20号，位于消夏园东侧山坡上，有长长的石阶与消夏园相连，其六角形尖塔格外醒目，透着浓郁的俄罗斯建筑风情，与汉口洞庭街的李凡诺夫公馆神似，是鸡公山近代建筑精品中的精品。但此楼的建造者是谁，一直是个谜。

此楼被用作工程局办公用房，显然与鸡公山外人租地交涉案有关。1936年出版的《重修信阳县志》对“鸡公山外人租地交涉案”有着详细的介绍。大致是1902年美教士李立生、施道格发现鸡公山风景优美、水源充足，可以避暑，便于次年秋开始购地，并在汉口的英文报纸宣扬，引发汉口租界的洋商争相购地建房，在短短三年内，便有英、美、法、俄、日等各国建造别墅27处，引起鄂督张之洞关注，以失领土罪告到清政府。清政府责成豫鄂督抚与汉口各国总领事交涉，交涉过程非常艰难，这在1907年的《汉口中西报》《新闻报》《申报》《盛京时报》《顺天时报》等报纸上被竞相报道。《盛京时报》报道的《河南鸡公山案交涉文件汇录》披露丁未年二月初六第一次照会美领事公文，要求立即“撤房、退地、停工”，提及“上年李立生等与敝局韩观察晤谈时，谓伊地内仅俄商巴诺夫房屋一所，若中国不允其在此，伊可退还地价转令迁去，此事甚易等语”。上年即1906年，这足以证明，豫20号就是巴诺夫所建，且极有可能建于1905年前，是第一栋建成的洋商别墅。其理由有四：一是1903年至1905年间建成的27处中有俄商所建别墅；二是1910年3月，豫20号被收回用作工程局办公用房；三是1915年后的缴租记录中没有豫20号，另外几处俄商别墅均有明确的缴租记录；四是《字林西报行名录》的鸡公山别墅名录中，豫20号均为“Chinese Delegate.”，虽未注明是工程局，显然是指中国官方的办事机构。外人租地交涉案最终是以清政府的妥协告终，交涉过程长达两年，从强硬要求“撤房、退地、停工”，到备款收回后，缴纳建造费用的8%作为租金和租金的1%作为公益捐后，仍由建造者使用，算是主权在我。巴诺夫所建别墅被收回用作工程局办公用房后，又和刘子敬另择地建造了豫2号和豫24号别墅。

10多年前，我曾看到武汉史志专家吴明堂写汉口租界与鸡公山的一篇文章，说鸡公山避暑地是汉口租界的“界外飞地”，是“山上的汉口”，给我留下深刻印象。我一直找不到这个说法的出处。这次在程思明的英文资料中，发现了1914年《字林西报》刊载的文章，标题就是“山上的汉口（IN THE HILLS ABOVE HANKOW）”，副题即“一座清凉的避暑胜地（A COOL SUMMER RESORT）”。1908年交涉案后，豫、鄂、英三方共同签订《鸡公山收回基地房屋另议租屋避暑章程十条》，并划区管理，把收回的基地称作避暑官地，收回的房屋称作避暑官房，民间称避暑官地为“洋商区”“买卖场”。这里有顺昌、华昌、立兴、伍林、礼和、美最时、金尔、阜昌、大仓、三菱、宝隆、马石等27家洋行，汇丰、东方、道胜、正金、住友等6家银行，日本、意大利等2国领事馆，以及法国巡捕房、英国亚细亚火油公司等的别墅，江汉关税务司也购地3块，因故没有建房。此外还有波罗馆、邮局、电报局、网球场、游泳池等公共设施。教会区成立有北岗协会，洋商区亦有南岗协会，负责管理洋商区事务，由顺昌洋行经理盘尔恩担任会长。这里号称“公共租界”，至今还遗存一块“租界碑”，俨然是小号的汉口，难怪被西人称为“山上的汉口”。

巴诺夫在鸡公山购地建房时，刘子敬刚刚代替父亲刘辅堂出任阜昌洋行的买办。巴诺夫所建别墅被中国收回用作工程局后，他又与刘子敬各建了一栋结构相同的别墅。算起来，巴诺夫从1905年来汉口到1921年离开汉口，在鸡公山避暑长达16年，而刘子敬即使从1910年起到1926年，也正好16年。在这么长的时间内在鸡公山避暑，绝非仅仅是为了避暑，在避暑期间处理茶叶业务是顺理成章的事情。可以说，那个年代能够在鸡公山拥有别墅，绝对是财富和身份的象征。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之后又一条南北向的以茶叶贸易为主要内容的文化线路。作为我国重要的文化线路遗产，“万里茶道”具备“线路规模大、类型要素全、遗产价值高”三个主要特点。俄国茶商鸡公山别墅的发现，恰恰丰富了“万里茶道”文化遗存的内涵，也为“万里茶道”研究拓展出新的课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