何军

信阳茶有2300多年种植历史，早在战国时就作为祭品使用。晋汝南太守杜育著《荈赋》是我国最早写茶的文学作品，奠定了信阳作为中国茶文化发源地的基石。唐代不仅被作为贡品，还被茶圣陆羽写入《茶经》：“淮南（茶），光州上，义阳郡、舒州次。”这个时期是信阳茶发展鼎盛时期。北宋时期，实行榷茶制度，据沈括《梦溪笔谈》记载，淮南十三山场中，仅光州就占三个，“光州三场”产茶量远高于周边的寿州、霍山和黄州，并有了名茶“东首、浅山、薄则”。安史之乱和两宋之际的宋金对峙，先后使信阳茶种植受到严重影响，大量茶农流失到各产茶区，有的还随光州固始人王审之开闽，把茶种和茶叶种植技术带到了福建。

到了明末因茶税过重，又遭匪劫，茶树被大量砍伐。清代信阳茶种植规模和产量大不如前，大量茶园荒芜，直至清末“八大茶社”开始大规模种茶。车云山出产的本山毛尖茶1915年获巴拿马万国博览会金奖，也大大提高了信阳人茶叶种植的积极性。王幼侨《河南方舆人文志略》载：“茶则信阳、罗山、商城、固始栽植颇盛……信阳所产绿茶，味含芳香，推销各地，颇受欢迎。”清末民初的信阳茶贸易得平汉铁路开通之便销往北京、西安、开封、洛阳、南阳、汉口等地。作为历史上著名的茶叶产区，又临近“万里茶道”上的“东方茶港”汉口，信阳与“万里茶道”有着千丝万缕的关系。

“万里茶道”是继丝绸之路衰落之后在欧亚大陆兴起的又一条重要的国际商道。17世纪，“万里茶道”源于福建武夷山。19世纪中叶，“万里茶道”则源于汉口。汉口是中国三大茶叶集散中心，从18世纪的汉口、福州、九江三大集散地，演变到19世纪中叶至20世纪中叶的汉口、上海、福州三大集散地，汉口一直是近代中国的主要茶叶集散中心之一，是福建、安徽、江西、湖南、四川、云南、贵州、湖北以及河南等9省产茶区的茶叶重要集散地。

1890年，俄国皇太子尼古拉来到汉口，受到张之洞在晴川阁的宴请。在他参加俄商新泰砖茶厂25周年的庆典上，听取了巴诺夫对俄商在汉口的砖茶厂骄人业绩，即砖茶税收占整个俄国财政收入的三分之一的汇报后，连赞三个伟大：以汉口为起点的“万里茶道”是一条伟大的茶叶之路，汉口是一个伟大的东方茶港，在汉口的俄国茶商是伟大的商人。从此汉口“东方茶港”的美名在中外茶商中广泛流传开来。

当时的汉口是中国“三大火炉”城市之一。信阳地处鄂豫两省交界，1902年，来自汉口的美籍传教士李立生发现鸡公山可以避暑，在汉口各国租界宣传，引发众多传教士、洋商及其买办在鸡公山购地建房，以躲避汉口夏日酷暑，到1905年已建成各式洋房27处，其中便有俄商。鸡公山的购地风潮引发外人租地交涉案，在张之洞亲自过问下，历时两年定案，对鸡公山划区管理，即避暑官地、教会区和豫、鄂森林地。避暑官地大多为洋商，又称洋商区、买卖场，鸡公山也因此被称为“山上的汉口”。

据不完全统计，洋商区建别墅83幢，现存29幢，其中俄商及其买办所建3幢，即俄式楼（豫20号，现称马歇尔楼）和上、下巴公别墅（豫2号、24号）。1955年河南省财政厅调查鸡公山西人房产时登记为“下八贡”，国籍为帝俄，“巴公”后被误传为“拔贡”，仅知为俄商所建，后根据湖北省档案馆所藏1915年《鸡公山划收官地图》中所标注的“班洛夫”和“刘子晋”，确认应为俄国茶商巴洛夫及其阜昌洋行买办刘子敬所建的避暑用房，两幢别墅外形、结构类似，应为同时建造，年代均在1910年前后。

另外一幢俄式楼，建于1903年至1905年间，其外形与位于汉口洞庭街62号的另一位俄国茶商李凡诺夫的公馆相似，且都有一个标志性的颇具俄罗斯风情的六角形塔楼，应是俄茶商所建。在1920年英文版的鸡公山别墅名录中，又意外发现鄂6号（Molchanoff Pechatnoff & Co.）是当时世界最大茶业公司的俄国阜昌洋行别墅，且刘子敬别墅豫2号（Liu Tze Tsen）、巴诺夫别墅豫24号（JK·Panoff）赫然在其中，而俄式楼的英文标注为Chinese Delegate，1910年被中国收回了，为工程局、租地局使用。很可惜鄂6号已经被拆除了，但也进一步证明了俄茶商在鸡公山避暑的史实。2013年，包括3幢俄商及其买办所建别墅在内的鸡公山近代建筑群，被列入第七批国家级文物保护单位。

信阳与“万里茶道”茶叶贸易有直接或间接的关联。直接的关联在于，大别山、桐柏山横亘于豫鄂之间，东有汴黄古道，经淮河，穿息县、光山（包括今新县），过白沙关直达黄州，中穿罗山大胜关，或西过信阳州义阳三关直抵湖北汉口，多条古驿道连通南北，北有淮河流经全境，且支流密布，陆运水运十分便捷，也必为茶叶北输南送的通道，至今仍留有关隘、桥梁、渡口、码头、驿站、街道等历史遗存。平汉铁路开通后，信阳茶再次兴起，通过铁路进行茶叶贸易成为必然。据《茶档：武汉市档案馆馆藏茶业档案资料汇编》“出口物资（茶乙）”记载：“汉口为我国茶乙（叶）最大聚散市场，出口超过上海、福州、九江之上，一般占全国出口总量60%左右，所有湖北、湖南、河南、陕西、广西、贵州等省及江西、安徽出产之部分，都集中于汉。”河南仅有信阳产茶。1913年7月《时事新报》“信阳茶业之进步”报道了信阳种茶及贸易的史实，1915年《农商公报》也同样以“信阳茶业进步”为题报道信阳为出口大力鼓励扩大种茶，并对卓著成效的实业者予以奖励。

间接的关联在于，俄茶商在鸡公山建造避暑别墅，除自用外，也为洋行同事提供避暑便利，从建成到1917年俄国革命，使用年限均在5年以上，避暑期间处理茶叶贸易事务也是必然，可以视为汉口茶叶贸易在鸡公山上的延伸。据《茶档》“外商经营进出口贸易历史较久的洋行和所雇买办姓名表”，只有俄国阜昌、新太洋行经营茶叶，主要业务就是收购茶叶，自办制茶砖厂。阜昌洋行买办为刘辅堂、刘子敬父子和章子丰，新太（泰）洋行买办为刘辅堂。俄国十月革命爆发，砖茶生意一落千丈，巴诺夫成了红色苏维埃政权的流亡者，1921年，巴诺夫携家人匆匆离开汉口。而作为买办的刘子敬也在劫难逃，最终因生意破产而于1928年在他的庐山别墅中吞枪自杀。

在新时代的中俄交往中，习近平总书记多次提及“万里茶道”，并强调，开展好“万里茶道”跨境旅游合作，把中蒙俄经济走廊打造成一条高质量联通发展之路。2019年国家文物局将“万里茶道”列入《中国世界文化遗产预备名单》，“万里茶道”申遗正式上升到国家层面。信阳自古就是重要的茶叶产区，历代虽有盛衰，茶叶生产始终没有中断，毗邻“万里茶道”的重要节点城市汉口和南阳，却没有进入申遗名录，无疑是一大遗憾。信阳应立即行动起来，力争加入“万里茶道”申遗的行列，才不枉“中国毛尖之都”的称号，更是落实习近平总书记“两个更好”嘱托，推动三茶融合、茶旅融合高质量发展的现实之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