宋效忠 刘向阳

（接上期）

“月惟初秋，农功少休。结偶同旅，是采是求。”这两句是讲初秋时节，人们趁着农事的空闲，结伴而行，进山采茶。这里引发出一个问题，如果那“弥谷被岗”的茶树是人工种植的，山民们采自家的茶，就不存在“结偶同旅”的事情。西晋当时的人口是1600多万，可谓地广人稀。整个经济社会处在魏、蜀、吴三国长期战争和“八王之乱”后的恢复发展期。人们虽然会根据经济发展的需求改造或种植一些茶树，但不可能在大山深处开发和种植大面积的茶树。杜育笔下“弥谷被岗”的茶树与大、中、小茶沟山岭相连，毫无疑问，这么大面积的“厥生荈草”应为野生茶树。人们种植的茶树应多在房前屋后或浅岭坡地。杜育之前，历史没有关于什么时间采茶的文字记载。在有茶树生长的地方，不管是人工栽培还是野生茶树，人们采摘茶叶的季节是不尽相同的。把春季作为茶叶的主采期是从唐代才有明确记载的。这也是人们在采摘茶叶的实践中，认识趋同的结果。

“水则岻方之注，挹彼清流，器泽陶简，出自东隅。酌之以匏，取式公刘。”（“岻方”应为“岷方”，“器泽”应为“器择”）这段话的前两句，杜育巧用对称方位表述了烹茶用水和饮茶用器的选择。“岷方”，是指绵延于四川和甘肃两省的岷山山脉。那里是长江和黄河的分水岭，被称为“中华水塔”，是长江的源头岷江支流白龙江的发源地。大河东去、水则东流。杜育所说的“水则岷方之注”是泛指，意在烹茶要用来自岷方清澈、干净、卫生的活水。“东隅”，也是泛指东方某地方。当时，在今浙江省境内，有3个地方的窑口，青瓷烧制技术已相对成熟，即绍兴、宁波和东瓯(温州)。因此，杜育在用茶器皿的选择上，很自然地在“岷方”对应关系上使用了“东隅”，而不是具体地指向某个地方。翻检后人对杜育《荈赋》的传抄或引用，有3处文字把“东隅”写成了“东瓯”。一是明人高之睿编纂的《茶乘》所载的《荈赋》，“器泽陶拣，出自东瓯”，并作附注：“此赋载《艺文类聚》，仅作如是观。”唐代欧阳询编撰、汪绍楹校《艺文类聚》卷载杜育的《荈赋》，原文是“东隅”而非“东瓯”。与《艺文类聚》同为唐代官修的“四大类书”之一的《北堂书钞》收录的《荈赋》，也无“东瓯”一说。这说明高元睿的附注“此赋载《艺文类聚》”有误。二是唐代陆羽在《茶经·四之器》中的引文：“晋杜育所谓:器择陶简，出自东瓯。”但陆羽并未交代他所引用文字的出处，此说无考。不知是陆羽的引文有误，还是《茶经》在传抄中出错，以致误及后人。三是清人陈元龙的《格致镜原》卷五十一《日用品物类》记载：“器择陶拣，出自东瓯。瓯、越也，既越州上。”此句抄出自陆羽的《茶经》。汉晋至唐宋时期，绍兴、宁波和东瓯(温州)，都烧制青瓷，在当时的历史背景下，杜育不可能去过此地考察，他怎么可能去强调东瓯的青瓷最好呢。另外，“隅”在古代有廉隅、方正之义，“东隅”之器不正是对前句“器择陶简”的呼应吗？

“酌之以匏，取式公刘。”这句是说烹煮好的茶汤，要仿效周公的先祖公刘那样，饮用时要用葫芦制成的瓢来分取。这又引发一个问题：用瓢向什么器型的陶简分取茶汤呢？杜育没有说明。那时不像现在有很多种类的饮茶器具供人们选择。人们在喝酒、饮茶时，碗、盏、杯可能是通用的。人们对不同饮茶方式所用器皿的选择，也有一个在实践中认识的过程，西晋时期可能还没有完成这一过程。

“惟兹初成，沫沉华浮。焕如积雪，晔若春敷。”按字义解释:“沫”为液体形成的细泡，它会破灭不会下沉。古时“末”与“沫”通用。这两句描述刚煎点好的茶汤，茶末下沉，泡沫上浮，生发出积雪般的亮度，明盛似春。陆羽对这两句话很是认可，并在《茶经·五之煮》中进一步阐述。

杜育《荈赋》的问世，不仅使茶的影响力日渐广泛，饮茶逐渐被人们所认知，而且也影响着佛教在中国的传播。公元474年，北魏孝文帝延兴四年，佛教高僧来霸山建寺弘扬佛法，取名“灵山寺”(当地山民初称“霸山庙”)，时间久了，霸山也因此改名为灵山。今年是灵山寺建寺1550周年，比嵩山少林寺建寺还早一年。灵山寺自建立以来，在佛教界一直占有重要地位，并在印度和东南亚国家中享有较高声望。在交通十分落后的晋代，在偏远的大别山里，如果没有《荈赋》传播的影响，佛教僧人怎么会知道这里有块酷似灵鹫山的风水宝地呢？

三、《荈赋》的历史价值

（一）《荈赋》是我国茶学文化起源的标志

茶学文化，作为一种文化形态，在《荈赋》问世之前是没有形成的，尽管人们对茶的利用已有些年月，但仍处在初级阶段。无论是对野生茶树的改造，还是采制加工茶叶，其实践过程虽然赋有文化属性，但缺乏理性自觉和文化凝练。一些有关茶(含茶的借用字)的文字表述，也只能算作茶文化的元素。《诗经》中虽有几处出现“荼”字，但学界多认为并非指茶，而是指“苦菜”。比如，《诗经·豳风·七月》“采荼薪樗，食我农夫。”《尔雅》《僮约》以及杨雄、司马相如、韦曜、刘琨、张戴、左思、谢安、孙楚等人，在他们的诗文作品中，荼、槚、荈、茗等虽也时有呈现，但都是涉茶而表，并非以茶为论。如:左思的《娇女诗》有“心为荼荈剧，吹嘘对鼎立”。汉晋南北朝时期，在我国茶叶发展史上，是人们对野生茶树不断改造、培育和利用时期，也是我国茶叶生产新的发展时期。在这样的历史条件下，一些文人茶客涉茶而表的文化现象，构成了孕育茶文化的原生沃土。没有当时茶叶生产发展的客观环境，没有诸多文人雅士关于茶的文字铺垫，杜育怎么能够为“荈”作赋呢？也正是因为《荈赋》的问世，标志着我国茶学文化的起源，杜育也因此成为我国第一位茶学家。

（二）《荈赋》是我国第一篇茶文学作品

“赋”是一种最能体现汉语言文字特点的文化题材。《荈赋》的文字具有骈赋和抒情赋的特点，杜育对茶的情感流露撒满字里行间。他首先从茶树的生长环境写起，进而描写满山遍野生长的茶树。杜育的《荈赋》问世之前，人们什么季节采茶没有记载。《荈赋》告诉人们，春季可采，初秋农闲之日也可采，皆以人意而为，得闲而采之。至于烹茶用水和饮茶择器，情至深处则浪漫，杜育巧用对称方位选水择器。就连分茶之器也巧为用典。对烹点后茶汤的描述也极具画面感，首次表述了茶由物质到精神，由饮品到文化的升华。

（三）《荈赋》孕育了茶艺美学和茶道精神

“茶艺和茶道精神，是中国茶文化的核心。我们这里所说的‘艺’，是指制茶、烹茶、品茶等艺茶之术；我们这里所说的‘道’，是指艺茶过程中所贯彻的精神。有道而无艺，那是空洞的理论；有艺而无道，艺则无精、无神。”（王玲《中国茶文化》）中国茶艺与茶道的关系，茶艺是有形的，是茶文化的外在表现形式；茶道是无形的，是看不见摸不着的精神、观念、道理或规律，虽然虚无却能感悟和体会。杜育的《荈赋》虽然是用“赋”的文体讲茶，但其文字对茶的表述已经涵盖有茶艺的基本形态，茶道之精神亦贯彻其中。因此，《荈赋》不仅是我国茶文化起源的标志，也是向世人展示茶艺，贯彻茶道，把对茶的物质享受和精神追求相统一的传播。

（四）杜育的《荈赋》是陆羽《茶经》的序章

中国茶文化是历史的产物。不论是杜育的《荈赋》，还是陆羽的《茶经》，都是人类关于茶的社会实践活动发展到一定历史阶段的产物。杜育为什么选择用“赋”的文学表现形式去说茶，而不是为茶著书立说？除了“赋”是当时社会最流行的文学体裁外，更重要的原因是社会关于茶文化的沉淀太少。杜育不可能写出450年后陆羽那样的《茶经》。《荈赋》的问世已属难能可贵了。700多年后苏轼赞曰:“赋咏谁最先，厥传惟杜育。”随着《荈赋》的传播，在一些文人名士的野史、杂记、诗歌和小说中，有关茶的内容逐渐增多。正是历经了400多年茶文化的积淀，到了大唐盛世经过陆羽的研究整合，《茶经》才得以问世。尽管杜育的《荈赋》和陆羽的《茶经》文体不同，但《荈赋》所反映的茶文化体系已见雏形，两者在内容及结构上具有鲜明的借鉴和继承的关系。任何一种文化体系的确立都不是一朝一夕所能完成的。陆羽的《茶经》首次把茶学文化系统化、体系化，正是在总结前人成就的基础上才完成这一划时代工程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