王奕锦（华东师范大学）

元和元年，白居易“才识兼茂明于体用科”，名次仅入第四等，被授予周至县尉、集贤校理。在任上时，结识了两个当地的文人朋友陈鸿和王质夫。元和元年十二月，三人同游仙游寺。相传，秦穆公之女弄玉与萧史的爱情故事发生在这里，三人也许触景生情，有感而发，想起了明皇与贵妃的故事。陈鸿的《长恨歌传》中记载：质夫“举酒于乐天前”云：“夫希代之事，非遇出世之才润色之，则与时消没，不闻于世。乐天深于诗，多于情者也。试为歌之。如何？”由此可见，白居易写《长恨歌》写的也主要是“情”。

而《长恨歌》具体的创作意旨必定和三个人相关：白居易本人、杨贵妃以及唐玄宗。本文从这三个人入手，分析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意旨。

一、祭奠自己逝去的爱情。今人王拾遗在《白居易生活年系》中，首次将白居易与湘灵的爱情故事归入《长恨歌》的创作诱因。白居易11岁时因战乱与母亲一起迁居徐州符离，认识了邻家女孩湘灵。那年白居易19岁，湘灵15岁，二人陷入爱河，白居易为其作《邻女·娉婷十五胜天仙》。20岁时白居易欲求娶湘灵，却遭到了母亲的极力反对。798年，27岁的白居易离开了符离，开始科举之路。在此期间，他万分思念湘灵，《南浦别》《寄湘灵》《寒闺夜》《长相思》都是作于此时。《长相思》中“愿作远方兽，步步比肩行。愿作深山木，枝枝连理生。”更是与《长恨歌》中“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有异曲同工之妙。

白母极强的门第观念，让白居易被迫结束了这段感情。806年白居易游仙游寺，三人提及明皇与贵妃的爱情故事，此时白居易或许不由自主地联想到了自己。“在天愿作比翼鸟，在地愿为连理枝。天长地久有时尽，此恨绵绵无绝期”，这既是写明皇与贵妃，也是写自己与湘灵。如此感人至深的故事，若没有亲身经历，全凭民间传说与个人想象，是无法写出的。

学界对于明皇与贵妃之间的感情是不是爱情，一直抱有争议。可无论真相如何，在白居易的笔下，《长恨歌》所写出的二人爱情悲剧，也不只是二人的悲剧，其中也有白居易自己的爱情悲剧，有着他对自己悲剧爱情的祭奠。

二、同情贵妃悲剧的人生。王质夫曾说白居易是“多于情者”，后世对白居易也有此评价。其作品《妇人苦》《琵琶行》道尽了古代女子的不易，体现出其对女子的理解与同情。而在《长恨歌》这场巨大的悲剧之中，最无辜的可怜人便是杨贵妃，她丧失了生命，也背负了骂名。表达对贵妃悲剧人生的同情则是白居易创作《长恨歌》的第二个意旨。

《长恨歌》中关于贵妃的描写有两个令人不解之处：一是白居易为何隐去了唐玄宗将杨玉环封为贵妃前的故事真相，而只用了“杨家有女初长成，养在深闺人未识。天生丽质难自弃，一朝选在君王侧”这简短的描写一笔带过？二是贵妃之死，白居易为何同样一笔带过？

有人认为这是白居易偶然为之，不必深究。在我看来，这两处的处理恰恰饱含白居易对贵妃的同情，处理得十分巧妙。

第一处，刻意隐藏杨玉环被封贵妃之前的故事。杨玉环原本是唐玄宗的儿子寿王之妃，唐玄宗看上了玉环的美貌，导致了这段不伦之恋的发生。在当时以及后世大多政客文人看来，是因为杨玉环狐媚玄宗，贪图名利，这也为后来大唐的衰败埋下祸根。可白居易不这么认为，难道美貌就一定是红颜祸水吗？白居易不想用这么世俗的眼光评价贵妃，既然这一段故事如此地引人争议，那便不写入自己的诗文了。这一用意在白居易对贵妃美貌的描写中也可窥见，极言美丽，并无讽刺之意。

第二处，略写贵妃之死。学界普遍认为此处为了体现玄宗作为一个帝王的冷漠，从而突显贵妃的可悲。其实，白居易既然叙写的是爱情故事，突显玄宗无情就显得很多余。笔者认为，这是一种“此时无声胜有声”的处理，虽未用文字表达，可那种伤心痛苦，早已穿透读者的心。白居易对贵妃死去的惋惜，对贵妃悲剧结局的同情，早已溢于言表。

三、感叹明皇晚年的失败。“讽刺说”是最主流的关于《长恨歌》意旨的说法，可白居易的笔锋并没有大多数讽喻诗这么犀利。相反，少有的几个讽刺的句子还都写得十分含蓄，例如“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姊妹兄弟皆列土，可怜光彩生门户。遂令天下父母心，不重生男重生女。”暗含讽刺意味，可都是一笔带过。这与其说是讽刺，不如说是对这位曾经开创盛世，可晚年却过于逸豫的帝王的失败的感叹。

“君王掩面救不得，回看血泪相和流。”这位曾经的帝王，连自己心爱的女人都护不住，只能眼睁睁看着她逝去。“西宫南苑多秋草，落叶满阶红不扫”，晚年被软禁的唐玄宗是多么的孤独、寂寞、凄凉，不单单是因为自己过于逸豫而失去了心爱的女人，同样也因为自己失去了江山，也失去了自由。白居易刻画了一个落魄而苍老的玄宗形象，这更多的是抒发自己对于玄宗晚年经历的感叹，而非讽刺。

白乐天深于诗，多于情，一首《长恨歌》饱含自己的深情。无论是对自己爱情悲剧的缅怀，还是对贵妃悲剧人生的同情，抑或是对玄宗晚年失败的感叹，都深深触动了读者的内心，言有尽而意无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