蒋元明

前些年父亲在世时，他对我说：“我坐了20年茶馆，这一辈子值了。”说这话时，一脸的满足。坐茶馆是他退休后的主要生活方式，也是他生命的一部分。

重庆的茶馆是有名的，也是有历史的。即使像重庆远郊小镇歇马场，那儿的茶馆也是有年头的。小时候我在外婆家，每逢赶场，就跟着外公上街，陪他坐茶馆。方桌、条凳、盖碗茶，跑堂的小二，肩搭白毛巾，手提长嘴铜壶，嘴里拖长声调唱道：“来——啦！”隔老远就将开水冲进碗里，不但准确无误，且滴水不漏。开始我怕烫着，见冲水就躲，后来发现小二的功夫了得，还想学一手呢。茶馆里总是满当当的，人声鼎沸，可小孩家没那个耐性，喝上几口解渴，随后就在“嗡嗡”的嘈杂声中睡着了。

茶馆是乡里人聚集摆“龙门阵”的地方，听评书、交流信息、交流感情，有时还调解矛盾纠纷。现在主要是休闲功能了，特别是退休老人到这里来扎堆儿，花一毛的开水钱可以坐半天。

小时候听爷爷讲，父亲两三岁死了娘。有一次，棒老二（土匪）来了，将爷爷绑走，睡在床上的父亲居然没有哭一声，因此没被发现。棒老二抓大人是要赎金，抓男娃儿是为了养后备队，长久干下去。爷爷走到半路，过一座桥时，趁人不备跳下桥，钻进草丛才得以逃回家。父亲十几岁就外出打工当学徒，什么活都干过，还在重庆一家店铺里烧过开水。新中国成立后，父亲进了国营商业单位，工作总争先进，很快入了党。

父亲工资虽然不高，但在乡下，家里每月能有固定收入，就有点小康味道了。每当开学时，我们兄弟都能及时交上学费书费。如果一时手头紧，母亲就底气十足地对我们说：“告诉老师，等爸爸下月发了饷就交！”这比大多数靠“老母鸡银行”的小伙伴要硬气得多。

但对父亲，我是既盼又怕。盼是因为父亲休假回来生活会得到改善，偶尔还会得到糖块；怕是因为他太严厉，简单粗暴，有点老鼠见猫的感觉。当然，父亲也有让我佩服的地方。回到家里，他不是挑水，就是担粪，特别是星期天率领全家老小七口出动挑煤，一路浩浩荡荡。后来父亲上班离家近了，就经常光脚穿草鞋上下班，他说是走路不起汗，这在工薪阶层里是少有的。他在单位宿舍里还自己泡咸菜，说是好下饭。总之在我看来，父亲的那点工资，大部分都用在家里了。他也没什么嗜好，酒不大喝，烟抽一点，后来也戒了。

在我的记忆里，我们兄弟们从未有过压岁钱、零花钱一说。我得到最大一笔钱，是在我考上重庆一中时。沙坪坝离家100多里，开学要交学费、书费，还有伙食费，将近20元。当我从父亲手里接过这笔巨款时，手都有些发抖，鼻子发酸——这差不多是父亲半月的工资了，也是一家人的生活费。但父亲没说一句关于困难的话，只顾了高兴。可我却心里明白自己读书的代价。好在到校不久，班上农村来的几个同学全部得到了生活补助费，我也得到部分补助，心里很是感激。与一中一墙之隔的是重庆大学，听说大学生吃饭不要钱，书费学费全免，我很是羡慕，心里的话：重大，你等着吧！节假日回家，我便翻越歌乐山，跋涉七八个小时，“长征”一回，为的就是省下那一块一毛五分钱的车费。那弯弯的山道，那近90度的大水沟，那长长的铁道路基，永远地印在了脑海里！

父亲不到60岁就退休了，原因是小弟弟可以早点接班。但刚退休就赶上调工资，他虽在政策条文之内，但结果却没份儿。那年月，多少年没调工资了，再加上平时不顺心的事儿，急火攻心，父亲大病一场，几乎一病不起。母亲和我们都劝他，也知道他不只是为了几个钱。他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就对我说：“你父亲太老实啦！”这话给我的感觉是，父亲确实有些委屈。

经此打击，父亲一下衰老了，走路直打晃，得扶着墙；上千度的近视，又不肯戴眼镜；耳朵更加背，几乎丧失了生活能力。一个精壮汉子，一下就“风烛残年”。人是多么的脆弱！好在母亲开朗，见儿女们已经长大成人，乡下老屋空了，就搬到街上去照顾父亲。父亲慢慢好起来，还喝上茶了。我听说后自然高兴，托人从云南买沱茶寄回去，还有杭州西湖的龙井、北京的张一元。开始我以为茶叶越好父亲就越中意，比如毛尖之类，后来知道他喜欢花茶，才找准了方向。不光我，弟弟妹妹们，后来发展到侄儿侄女都买茶。父亲把他认为的好茶，用塑料袋里三层外三层地包好，舍不得泡。有好茶，他会请茶友们尝一尝，就图博一声好。

有一年，我从北京到重庆出差，顺便回歇马看看。见父亲走路不大晃了，精神多了，而且胃口大开。只听母亲抱怨，说父亲坐茶馆，鸡没叫就起来烧火做饭，天不亮就到茶馆去了，不管天晴落雨、刮风下雪。一个退休老头儿，比别人上班的还忙，晚去一会儿就冒火连天，在家里喝不是一样吗？你还没出门，他喝完茶就把肉啊、菜呀都买回来了。买东西也不还价，别人说两毛五一斤，他听成三毛五，就给人家三毛五。眼睛又不好使，菜呀、衣服从来没有洗干净过……父亲坐在旁边，知道母亲在数落他，却只是微笑着。我心里很高兴，就贴近父亲的耳朵大声说：茶馆是个好地方，你就天天去吧！茶叶是最好的保健品，能延年益寿，保你活一百岁！父亲大笑，说谁谁比他身体好，可已死了好几年；谁谁比他小几岁，也走了……

父亲的脾气也变了，特别是对孙子辈，不但压岁钱年年不忘，平时还拿钱给他们玩游戏机，惹得已经儿孙满堂的大哥心里有点不平衡，说我们小时候没少挨打，嘿，现在他倒变得慈善起来了。

我每次回去，他都高兴地对我说，又涨工资了，又补发了多少多少钱；不干活还加工资，盘古开天地，从来没有过的事儿。父亲很知足，除了坐茶馆，就是一年一度的生日，没有别的奢求。

有年“五一”期间，我去重庆酉阳参加一个采风活动，结束后回了一趟歇马。82岁的父亲依然硬朗，生活自理。早上起来，父亲赶忙给我沏一杯茶。我问他为什么还不去茶馆。他说，你回来了，我就不去了。我赶紧说，你去吧，别因为我打乱了你的生活，我一会还要去看望老师呢。父亲这才端起茶缸出了门。

第二天，天下起毛毛细雨。吃过早饭，我忽然想去看看父亲坐茶馆。听母亲说，我小学时的刘思才老师也坐茶馆。我打着雨伞走出门，往上走了一二十米，往右拐进小巷道，没几步就到老街了。

歇马就一条街，而且西高东低。上场口不远处，是小时候陪外公喝茶的地方，如今静悄悄的；往下看，不远处有一块雨布伸出屋檐，下边有几张桌子，有人正喝茶。走到跟前，抬头一望，果然是一个茶馆，六七十平方米大，三排桌子。中间一排，第一张空着；第二张，面街端坐一老者，那正是父亲！

我慢慢地走过去，靠父亲右边的条凳上坐下来，父亲竟一点也没察觉。只见他背靠柱子，面对大街，安详端坐，一脸的清瘦，长长的白眉，活像一位坐禅的高僧！是啊，他耳不闻周围的嘈杂，眼不见你来我往，心静如水，气平如云，超然出世。如此坐茶馆，真可谓一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