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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诺六十年(一)


韩强毛

2023年10月中旬,大别山干部学院50余名学员,来到新县郭家河乡湾店村潘湾组的新时代农民讲习所讲堂,聆听了信守诺言坚持守护“红军洞”的张爱华讲述革命先辈先烈利用“红军洞”与敌人斗智斗勇的战斗故事。张爱华虽然已经82岁,但精神抖擞,思维清晰,谈吐自如。听她时而慷慨激昂、掷地有声,时而如数家珍、娓娓道来的话语,学员们的思绪不由自主地飘向遥远的革命战争年代,进一步明白了今天的幸福生活来之不易。同时,也理解了张爱华对革命先辈先烈的敬仰之心,对党和国家一生不变的坚定信念与赤子情怀。

2019年9月16日,习近平总书记在新县视察期间,亲切接见了张爱华和她的丈夫潘国章等当地部分红军后代和革命烈士家属代表,勉励他们要把红色基因传承好。习近平总书记指出,红军后代、革命烈士家属传承革命精神有说服力和感染力,要把先辈们的英雄故事讲给大家听,讲给年青一代听,激励人们坚定不移跟党走,为实现美好生活而奋斗。

当天晚上张爱华激动地在日记本上写了这么一段话:“习近平总书记的每一句话,都让我很受触动,让我更加坚定了守护好‘红军洞’的信心,肩负好传承红色基因的使命。”

张爱华义务守护“红军洞”,是从先辈的一句嘱托开始的。1964年4月23日,对张爱华来说,是一个难以忘记的日子,从此影响了她的一生。这天上午,新县家喻户晓的传奇英雄刘名榜回到了家乡郭家河乡,专门来到湾店村,用手杖指着村子后面那连绵起伏的群山动情地说:“新县是革命老区根据地,是无数革命先烈战斗和牺牲的地方。那片山中有许多山洞,红军当年曾战斗、生活过,也是历史的见证。”接着刘名榜又用手杖指了指人群中老部下的女儿张爱华说:“你年轻,是革命的后代,那些山洞里有你先辈的足迹,你要保护好,不要被人损坏了。”张爱华使劲点了点头。见陪同刘名榜来的人都称他为首长,张爱华表态说:“请首长放心,我一定会尽心尽力保护好山洞。”刘名榜满意地笑了。

刘名榜时任河南省委常委、监察委员会书记。战争年代,刘名榜曾担任罗山礼山(大悟)经扶(新县)光山中心县委书记,带领红军和游击队员充分利用湾店村后山那片山洞与敌人周旋,顽强战斗过,那片山洞因此得名“红军洞”。刘名榜从参加革命到新中国成立,在大别山战斗了20多年,是大别山“红旗不倒”标志性人物。毛泽东、刘少奇、朱德等老一辈党和国家领导人曾亲切接见过他,称他是“坚持大别山斗争的一面旗帜”。1957年上映的八一电影制片厂以刘名榜为原型拍摄的电影《五更寒》,再现了他带领游击队在大别山坚持革命斗争的英雄事迹。

张爱华的父母在刘名榜的带领下参加了红军。父亲张贤盛是红军一名红旗手,在一场战斗中负重伤。母亲黄本英是一名优秀的红军联络员,负责情报传递和地下联络工作。1947年冬,国民党军队突袭了张爱华父母的住所,没有发现张爱华的父母,便把气撒在了当时不满7周岁的张爱华身上,残忍地把她扔进了河里。张爱华幸运地被隐蔽在附近的游击队员救起后,发高烧昏迷了。张爱华醒来的时候,已经在部队医院,眼前出现的都是戴着五角星帽子的人。那种刻骨铭心的重生感觉,在张爱华的心里扎了根,永远难忘。

新中国成立后,组织考虑到张爱华的父亲是伤残军人,当时家庭比较困难,免费送张爱华到学校读书学习,并为她解决了衣食住等问题。初中毕业后,组织又安排张爱华当了小学教师,成了吃商品粮、拿工资的公职人员。

张爱华觉得,刘名榜点名让她保护好后山的“红军洞”,是对她的信任,以后无论遇到什么艰难困苦,她都要把“红军洞”保护好。那年,张爱华23岁,与本村青年潘国章结婚才一年。潘国章出生在一个烈士家庭,潘国章的母亲方桂芝是一名共产党员、游击队员,负责宣传工作,1940年不幸牺牲,年仅33岁。张爱华把自己守护“红军洞”的想法告诉了潘国章,憨厚的潘国章只说了一句话:“我会全力支持你的。”

就这样,先辈的一句嘱托,张爱华的一句承诺,开启了她持之以恒义务守护“红军洞”的漫长岁月,一守就是60年。

张爱华心里非常清楚,要保护好后山的“红军洞”,首先要把“红军洞”的分布情况弄清楚,把一个个“红军洞”找出来才行。张爱华从父母和村里大人们的谈论中得知,“红军洞”分布在后山一个叫“乱石窝”的山里,主要集中在半山腰以上,方圆近千亩山川林地的奇异怪石之中。由于山高路险,即使人们走到跟前,不仔细观察,也很难发现那里有山洞。

张爱华第一次进山找“红军洞”,发现这里变化太大了,原来村里通往“乱石窝”的羊肠小道,已经被一人多高的杂草、荆棘完全覆盖了,山脚到山上的那条崎岖小路,也被灌木、藤蔓、杂草淹没了,整个“乱石窝”像没有开发的原始森林。

由于这一带曾经是革命的策源地,战争年代农民运动风起云涌,工农武装威震大江南北。为了扑灭革命烈火,国民党反动派进行了反复围剿与镇压,这里的不少红色村庄的青壮年被残忍杀害。20世纪50年代中期,郭家河乡竟找不出一名应征青年。战争创伤留下的后遗症,就是这里的一些村庄整整少了一代人。由于人烟稀少,加上新中国成立后,村民们有了稳定的劳动生活环境,很少有人去险峻的后山,任由这里的树木、荆棘、杂草自由地疯长成这样。

要找出“红军洞”,就要开出一条通往山上的路。张爱华那时风华正茂,精力充沛,特别能吃苦。张爱华拿粉笔的手,同时与镰刀结了缘,只要有空闲时间,张爱华就要拿把镰刀,去后山割草、砍荆棘枝条,开辟进山的路。经常被荆棘划破皮或刺伤脚,干活回来,浑身散了架似的,全身肌肉酸痛。张爱华握镰刀的那只手,在一次次挥舞砍伐过程中,手掌起泡、磨破,一沾水钻心地疼,她依然坚持着。慢慢地,张爱华手掌磨破的地方长出了厚厚的茧子,那双细腻富有光泽的手,也变得粗糙生硬了。

张爱华开路上山,经常会遇到绕不过去的小漆树,这种树虽小但毒性大。一开始张爱华没有防备,见到小漆树挡道,也像对待其他树枝一样砍掉。张爱华接触小漆树枝叶后,立即出现皮肤过敏症状,脸肿得老大,全身长满了红疙瘩,疼痒难忍。张爱华打针吃药,还往身上擦药水,一周以后才开始缓解。有了这次经历,张爱华再进山时,会备些防过敏的药,一旦发现小漆树必须砍掉,事先服药,这一招还真管用,症状没那么明显了。慢慢地张爱华适应了,再处理小漆树时,皮肤也不过敏了。

山里虫蛇很多,还经常有各种野兽出没。张爱华在山里一路砍一路行的过程中,被马蜂蜇过、毒蛇咬过,还见过野猪。那是一个星期天的上午,张爱华照例拿着镰刀进山砍荆棘枝条开路时,竟然发现前面不远处有两头野猪觅食。张爱华顿时紧张得汗毛竖起,赶紧蹲下身来,大气不敢喘。张爱华听老人们说过“一猪二熊三老虎”,充分说明野猪对人凶猛攻击的危险性。待野猪走远了,张爱华吓得也赶紧回了家。从此以后,张爱华进山,除了镰刀,还带了根棍子防身。

张爱华开路上山找“红军洞”,不仅辛苦,还有意想不到的生命危险。一个冬天星期六的下午,在山上忙活了大半天的张爱华,下山回家跨过小溪流时,不慎踩在了一块松动的石头上,落入了齐腰深的水潭中,冰冷的溪水刺骨的寒。由于水潭四壁陡峭,全是光溜溜的石头,滑得很,张爱华怎么使劲也出不了水潭,急得她大声喊叫:“有人吗?有人吗?”回答她的只有山谷传来的回声。渐渐地,张爱华冻得麻木了,体力也快撑不住了。就在张爱华以为这条命今天就要交代在这里的时候,一个在附近拾柴的村民,听到了张爱华呼喊在山里的回声,循声而来,把张爱华救了出来。张爱华回家后,发高烧大病一场,折腾了半个多月才开始好转。

张爱华再次进山时,平时很少说话的潘国章说话了:“我同你一块去吧,遇事互相有个照应,找‘红军洞’的进展也会快些。”张爱华经历了这件事,确实感到仅凭她一个人有些力不从心,就点了点头。从那以后,张爱华和潘国章一有空闲时间,就会背着干粮和水,拿着镰刀斧头,带着木棍和药品,天亮出发天黑回来,寻找隐蔽在崇山峻岭、树木葱郁、悬崖峭壁、嶙峋乱石中的“红军洞”。山里的天气突变频繁,好几次张爱华、潘国章寻找“红军洞”时遇到倾盆大雨无法下山,他们就像当年的革命先辈,在漆黑的山洞里休息等待天明。张爱华和潘国章,每找到一个山洞,张爱华就在洞口插根事先准备好的木棍作记号,潘国章则把山洞的位置和形状特征记录下来。暑往寒来,张爱华和潘国章整整花了10年时间,经过艰难寻找,在后山找到了42个“红军洞”。

“红军洞”找出来后,为弄清当年红军为这些山洞起的名字,张爱华和潘国章专门拜访了村里德高望重、曾在山洞里住过的老红军,知道山洞情况的老村干部和往山洞送过粮食、衣物的老村民,请他们一个洞一个洞地辨认,并且一字一句如实地记录下来。

1978年,新县人民政府向全县乡镇村发起了发现和收集革命遗址遗迹和红色文物登记工作。张爱华把“红军洞”资料上交到郭家河乡,乡里派人和张爱华一道送到县里有关部门。由于资料翔实,得到新县县委、县政府高度重视,县里派人到“红军洞”实地考察。1979年,“红军洞”被新县公布为县重点文物保护单位,并划定了保护范围,建筑控制地带。随后,新县文物局给张爱华颁发了一个义务文物保管员证的红本本。张爱华觉得这是组织对她的充分肯定和信任,以后守护“红军洞”肩负的责任与使命更重了。(未完待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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